傻子瓜子为什么消失了,傻子瓜子连锁店怎么样

年广九去世前一天，一切如常。他去泡了澡，理了发，回到家小儿子年金龙给他剪了指甲。次日午饭后他去卫生间，迟迟没有出来，年金龙推开门，发现他已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时为1月11日14时，年广九享年84岁。

在安徽芜湖市中心，傻子瓜子门店仍在营业。一度墙上挂着年广九获各种荣誉的照片和一幅字：“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

因为邓小平的点名，年广九从一个爱闯红线的小生意人成了“中国第一商贩”，而“贩子”也成了一个令他爱恨交加、终身难以摆脱的标签。他想成为一名大企业家，还想创办一所“傻子”大学，这些梦想终究没能实现。

他曾说自己这一生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许多接触过他的人则说他是“小事精刁，大事糊涂”，一位芜湖市老领导曾评价他是“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而如今，当周围的人们谈起他，却对他有了另一种评价，觉得他可爱了。

年广九 （2009年）。图/IC

“要长两个心眼”

每天傍晚花几块钱去澡堂子，是年广九维持了几十年的爱好，也是他主要的信息来源地。

1978年底，他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他觉得一般人没有完全理解这次会议的内涵，但他理解了：“我从小就搞经济，我知道三中全会就是让有本事的人吃饭，没本事的人下来??三中全会就是要发展经济，经济基础没搞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我从小就搞经济”是年广九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事实上他没有上过一天学，目不识丁，只会写五个字，即“年广九”和“同乙（意）”。幼时他曾在瓜果摊当学徒，跟着老板学到了说话办事。在做小生意被称作“投机倒把”的年代，他因卖鱼入狱了一年。出狱后他还是“不安分”，继续在电影院门口摆摊，向旁边卖炒瓜子的老人学到了这门手艺。　

1972年，32岁的他在芜湖大戏院52号一角支起炒锅，每天炒几百斤瓜子偷偷卖，被市场管理人员抓了上百次。他卖瓜子会另送一把，买得越多送得越多，“傻子”名号就这样叫开了。

早年这些“打游击”的经历让他对国家政策变动很敏感，他自称“商业才子”，能看准市场上的机会。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光有经济头脑不行，还必须有政治头脑，“要长两个心眼”。

1981年中央发文称，必须着重开辟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年广九认为这是中央希望个体经济遍地开花，这一点没有明讲，就看你是不是理解，这样的改革需要一批先锋，而他自己就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他称自己为“一只早叫的鸡”。他的大儿子年金宝曾说：“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1981年，他和年金宝在芜湖郊区租地建起厂房，傻子瓜子厂成为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生意红火。《芜湖日报》刊发报道《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傻子瓜子之名逐渐传遍全国。

年广九的一个经营秘诀就是给工人发高工资。他给员工的工资开到了500至800元，每天还请喝茅台酒，最差也是汾酒，而当时一般干部月工资只有80多元。

有一年瓜子市场打起价格战，年广九将每斤瓜子价从2.4元降到1.76元。年金宝担心折本，年广九说他不懂经济学，降价之后生意好了，可以让炉子炒个不停，煤和材料的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赚的就是这个钱。

80年代初，年广九赞助了芜湖市文联《大江》文学笔会，《大江》杂志编辑何更生因此与他相识，开始了多年的交往。2021年，何更生写出了《年广九口述史》。

何更生觉得，年广九为人精明，也很豪爽大方，他口才很好，讲话激情四射，很有鼓动性，而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能讲。他知道自己缺点很多，性格暴躁，没有文化，但他的优点是知错就改。

一次，年广九与芜湖贸易货栈签了30万斤瓜子的供应合同，但是货栈只兑付了20万斤。年广九一气之下把货栈的牌子摘下来送到市委门口倒挂起来，引起群众围观。市领导派记者来找他，指出他的错误，他就让人把自己反绑起来去了市委，接受了批评，并把牌子摘下来送回货栈挂好。

1983年，因瓜子生货枯竭，年广九从国营“迎春瓜子”套购近10万斤冒充傻子瓜子运销上海，事发后不久他又被查出偷漏税43000元，舆论哗然。

他的雇工问题也再度引起争论。在1983年底的一次国家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他的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

那时社会上正开展雇工人数大讨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雇工7人以下算个体户，雇8人以上就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而他雇工人数超过百人。国家工商局将他的雇工问题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姚依林作了汇报，两人都不主张加以限制。

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看过安徽省委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调查报告，批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一次他再度表态。

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的雇工问题，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了吗？”

年广九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只是感觉阻力突然消失了，生意好做了。

傻子瓜子在十多个省市陆续办起了23个加工厂，在150多个城市销售，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国内市场。公司规模最大时有500多工人，年产1000万斤，傻子瓜子在全国乡镇企业产品质量评比中获得第一。

但好景不长。1985年傻子瓜子做起了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一等奖为上海牌小轿车一辆，17天卖出瓜子476万斤，销售额700余万元，5家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不料一个月后，国家出台政策制止有奖销售，年广九损失近百万元。

很快，又有人告他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为了戴上“红帽子”，年广九1984年7月与芜湖国营企业联营，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他担任经理。他看不懂会计账本，觉得自己的企业用自己的钱，也写了条子，怎么能叫贪污？

1989年5月，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挪用公款、流氓罪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称，年广九担任傻子瓜子公司经理期间，购买高档家具和家用电器归自己使用，贪污公款43800元；擅自将公司价值23万余元的瓜子给其长子年金保经营，造成5万余元直接经济损失；“以金钱为诱饵、以介绍和解决工作为由、以谈恋爱为幌子”，先后与六名女青年和四名已婚妇女发生性关系。1991年5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年广九贪污罪证据不足，挪用公款罪不成立，以流氓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但芜湖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抗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再次提及傻子瓜子，重申“不能动”。此后，检察院撤销了抗诉。1992年3月，年广九被释放。

这年底，年广九父子给邓小平寄了几包瓜子，还有一封感谢信。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年广九跑到邮局给邓小平治丧委员会发了一封唁电，落款是“安徽芜湖年广九”。后来他还去了一次邓小平的家乡，大哭一场。

他曾说：“邓小平是个预言师，什么事情都看到眼里，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但他也说，自己在邓小平时代没有发到大财，原因是地方政府政策多变。

市场经济时代的“老派”

出狱后，年广九的性情似乎变了，一度深居简出，但芜湖市领导和媒体都没有淡忘他。

1994年，芜湖想建立一个以傻子瓜子为龙头，下涉食品、酒店和商旅等多个行业的企业集团，计划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由芜湖市供销社与年广九合作。但因资金使用权归供销社所有，吃过苦头的年广九拒绝了。

1997年，浙江电视台筹拍的专题片《傻子沉浮录》让傻子瓜子和年广九再次走红。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让年广九感觉打了一剂强心针。

11月，他成立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想重振傻子瓜子。他的年龄和文化水平让很多人对他感到怀疑，但他坚信在瓜子市场上自己出招最快、最准、最狠。他在全国各地开了96家分店，当年的销售收入达3亿元。他学会了对上级领导表达感激，不再随口自称天才，不再痛贬社会。

1998年国庆节，全国96位改革风云人物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年广九作为安徽省唯一的代表参加。外界感叹，傻子又冒头了。

年广九总是用芜湖方言说，民营企业要“走克切”（走出去），不然没有出头之日。让他自豪的是，他带出的徒弟们让芜湖成了一座瓜子城。

然而，当市场经济时代真的到来时，过去擅长出新招的年广九反而成了“老派”。

他反对傻子瓜子进超市，觉得那是贴钱生意，坚持开设专卖店，认为专卖店是现金交易，钱拿在手里踏实，顾客看得见尝得着。他起初对上市不感兴趣，认为这不是好事，也拒绝开网店，认为品牌容易被仿冒。

家人，成了他晚年的竞争对手。

孩子们毕业后上班，他觉得没出息，想让他们经营企业，却又不希望他们经营傻子瓜子，跟自己唱对台戏。但长子年金宝和次子年强还是早早分家单干了，一度与他互相压价，三败俱伤。

为了不再出现恶性竞争，1997年父子三人准备将公司合并，成立傻子集团，但年广九不满自己仅仅担任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这个计划一个多月后就夭折了。他声称要因“商标侵权”向两个儿子索赔，两个儿子又注册了“傻王”“年氏”“小傻子”“傻媳妇”等一堆相关商标，造成商标上的混乱。

但年广九还是希望全家拧成一股绳，将企业做大。2000年，他将“傻子瓜子”商标连同“年广九”名号和注册头像以及公司和专卖店，全都经过公证卖给年金宝和年强，希望两个儿子能走到一起，自己则去郑州办厂。

结果却并未如他所愿。2001年10月，年强将年金宝告上法庭，请求确认其对“傻子”商标拥有使用权，这一官司直到年金宝2006年意外离世才收场。而后年家又陷入遗产纠纷，案件历经三年才告一段落。

就在这些纷扰中，正林、洽洽等炒货品牌纷纷崛起，傻子瓜子逐步泯然众人。

“傻子”与聪明人

时至晚年，当年闯劲十足的年广九只想守住傻子瓜子。他不想再闯了，他知道跟时下的巨头硬拼，会头破血流。

他大多数时间都留在芜湖，在中山路开着一家傻子瓜子门店。他租住在门店的楼上，每天早上和晚上会去店里待两个小时，亲自售货，也和顾客聊聊天。

有人来访，他喜欢带人去他的办公室交谈。那是位于不远处一栋高档公寓14楼的写字楼，窗外就是长江。办公室装潢陈旧，陈设简单。吃过亏的他给人签名时会小心空白处以防被另作它用，谈事就用手上的金戒指盖章。

每当改革开放逢十周年，年广九都会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一次上节目，主持人问几位来宾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变化是什么，他说，自己就是老婆变了好几次，其他什么也没变。

他有四段婚姻。他说自己不怕做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说男人要有事业才有女人跟，这招致很多鄙夷。他一度认为企业没能做大的主要原因是老婆没文化，而儿子年金宝却认为，他天不怕地不怕，不注意言行，得罪了很多人，还以次充好损害了品牌形象。

过去年广九不修边幅，头发蓬乱，手指被烟熏得发黄，留着长长的指甲，戴着硕大的金戒指。他一度还有个爱好，就是晴天把麻袋里的钞票搬到院子里晒。他跟人说话时嗓门大到像在吵架，不允许别人否定和插话。这些都让他始终脱不掉“贩子”和“暴发户”的标签。

现在他的性格温和了很多。他很清楚外界的非议，为了改变社会形象，他花了很多心思。儿子上中学时，他想给学校捐奖学金，有老师说给优等生颁“傻子”奖学金是给学校抹黑。他到儿童公园捐款，有人说他在收买人心。

他不喜欢“贩子”这个听着卑微、让人有钻营之感的称谓，他的师傅就是在“文革”时偷卖瓜子被警察追赶时猝死的。他很早就告诉孩子，以后不要像自己一样当小贩，会被人看不起，要求他们好好读书。五个儿子如他所愿，除大儿子是高中毕业外，其他都是大学毕业，次子年强是博士生。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年广九与马云、马化腾、任正非、李彦宏、张一鸣、柳传志、雷军等人并列其中。

2021年，年广九住处的租约到期，他住进小儿子年金龙家，不再照管生意，由年强掌门。年强14岁时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后来单独创业，带着傻子瓜子撑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年广九总说，这个儿子比自己强。

2022年，年广九查出胃癌，手术后身体基本恢复，但2023年初的一场病，他没能挺过来。

在芜湖人眼中，晚年的他是一位红光满面、快人快语的老街坊，爱抽烟，爱泡澡，爱召集邻居们打牌。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不修边幅，会穿戴齐整，把头发染黑打上发蜡，在不大的店面里转悠，极少有路人会注意他。

如果有顾客进门，他会笑脸相迎，掀起柜台盖板介绍炒货，熟练地装袋称重，算好价后再多抓一把塞进袋子，告诉顾客常吃坚果对身体好。包装袋上印着他胸戴大红花、手捧有机玻璃奖杯的半身照，还有邓小平关于傻子瓜子那段著名讲话，以及一句广告语：“傻子瓜子，聪明人的选择。”

（本文参考了何更生所著《年广九口述史》）

记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