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与上图的采编交流历史回顾

投稿用户 • 2023年7月1日 am1:34 • 产品资源 • 阅读 69

回顾采编工作，一路走来，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有不少缘分。首先，我们两个图书馆交流很多，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都与上海图书馆密切相关。一、外包2000年，上海图书馆马远良馆长就到国家图书馆介绍经验，提到外包的事情。我查了《国家图书馆2000年10-12月大事记》，里面有所提及：“由上海图书馆馆长马远良、党委副书记缪国琴、业务处处长周德明、馆办副主任姚卫组成的上海图书馆代表团来国家图书馆考察访问。马远良馆长应邀请在多功能厅做了题为《面向新世纪的图书馆发展》的报告。”我记得，马馆长的报告里，提到了业务外包，大家思想受到冲击，也都很抵触。我联系了上海图书馆的朋友，他们说其实他们的采编业务也没有外包，或许是一小部分业务外包。那为什么马馆长要对外说这事情呢？回头思考，当时党委书记周和平同志或许想借外力来推动图书馆改革，希望大家不要固守习惯性思维，这个大概是主要的目的。到了2005年前后，图书馆因为新增业务工作量，还有回溯工作的要求，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业务外包。后来，由于人员流失，机构改革等因素，还继续外包了一些非核心业务。在推动的过程中，也有阻力。幸好有前几年的思想准备，也就顺利实现了。但是，传统的核心业务，还是由本馆正式员工完成。外包是有经费支持的，而人员经费（包括收入等因素）确实是刚性的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走到这一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南方某学者热炒业务外包，好像也是2005年前后的事情。二、OCLC CatCD因为吴建中先生擅长国际交流，上海图书馆很早就使用OCLC的数据了。开始因为网络条件和经费问题，当然用光盘版CatCD。国家图书馆向上海图书馆取经，从1998年开始由Bibliofile转向使用CatCD光盘下载数据，2002年启用集成系统后就转用网络版WorldCat了。在这方面，纪陆恩老师给予了很多的帮助。有一些细节，我之前在其他地方都有所介绍，不重复了。因为领导思路不同，后来这也不用了。三、编目规则《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会议（国家图书馆，2003年9月23日）在2003年前后，国家图书馆启动修订《中文文献编目规则》的时候，上海图书馆叶奋生和吴龙涛老师都在借鉴外国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开会见过几次。后来，两位老师翻译《最新详解英美编目规则》(AACR2)，我们同事吴晓静协助工作，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在这个基础上，吴晓静老师也成长为我们馆在这个领域的专家。之前，叶和吴两位老师也翻译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在国内属于领军人物。我至今还记得吴龙涛老师的话：“年轻人要吃苦，老了才有收获。”当时他好像说的是享受良好的医疗条件，但也应该还包括精神上的收获。四、元数据上海图书馆吴建中博士早在2000年就出版了《DC元数据》一书，引领了国内编目界的新潮流。当时，做编目工作的人都热衷于研究元数据，大有DC元数据替代MARC格式的架势。后来数字图书馆发展，基本上就是在吴建中团队介绍的DC元数据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虽然MARC一直也没有死亡。我至今还保留着吴博士送我的签名赠书。五、RDA上海图书馆重视编目规则的研究，最新编目规则RDA（资源描述与检索）出台后，周德明副馆长领衔，率先出版了RDA研究著作《RDA：从理论到实践》，对全国图书馆编目界是一个福音，对国家图书馆同事们的相关研究来说也是一种推动作用。六、其他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国图都和上图走在一起，推动全国编目事业发展。2006年我们在韩国参加国际图联国际编目专家会议(IME ICC4)，上海图书馆纪陆恩老师也见证了这个重要时刻。2012年7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RDA在中国的实施和挑战”研讨会，2016年10月“新的图书馆数据概念模型—— IFLA LRM”学术讲座，都是在上海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2014年出版《资源描述与检索(RDA)》，也少不了上海图书馆的专家。还有之前的计算机系统选型和中文名称规范控制工作，都离不开上海图书馆前辈的指导。交流产生思想火花，促进业务发展。有上海图书馆作为榜样，我们不敢怠慢，只有奋发，才能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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