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Cathryn Bailey
翻译：Snoper卓尔
校对：柴来人
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94；另，单篇选文翻译并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帮助我们翻译总计120+篇不同领域的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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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凯瑟琳 贝莉（Cathryn Bailey）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曼卡托分校的哲学副教授，目前作为梅隆研究员（Mellon Fellow）在杜克大学任职。她近年的著作主要关注女性主义理论中有关身体、语言和身份的问题。

译者注：

1）标题中的母/女是比喻性的，不是真的在讲家庭关系，而是将第二第三波女性主义者的关系比喻成母亲和女儿的关系。

2）Older和 younger本文统一处理成“小一辈”和“老一辈” or “晚辈”和“前辈”，用来强调两者既继承又对抗的关系。非比较级的young则会直接翻译成“年轻”。

3）Authentic 及其延伸词本文全部处理成“本真”或“本真性”，标志与true/truly/truth的不同。

4）Resistance 这里统一翻译为抵抗，用来标志和rebellion的不同。

5）Agent 翻译成行动者。

选文94：Unpacking the mother/daughter baggage: reassessing second-and-third-wave tensions

解开母/女的包袱：重评第二次和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间的紧张关系

—— Cathryn Bailey 写于2002年

我们想要使用新获得的自由，谈论它们，或许还会微微修正它们，但女性主义前辈们似乎更乐意干坐在上面，死守单一的政治议程。拒绝任何异见！
——詹尼斯 柯蒂斯（Janis Cortese）（1990）

年轻女性正在庆祝多元性（pluralities），拥抱个性和政治不自洽（contradictions）：（比如说，一边化妆一边对化妆品产业内在的厌女传统保持批判立场）并且拒绝女性主义政党纲领（feminist party line）。
——克丽丝塔 雅各布（Krista Jacob）（2001）

我现年35岁左右。从90年代以来，不少和我年纪相仿的人，视自己为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我从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在密苏里大学学习女性学和哲学。那里有很多深受第二次浪潮影响的女性主义教师，她们将启蒙带给了我。她们带我走过诗歌和理论，带我进入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玛吉·皮厄斯（Marge Piercy）和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文本，带我阅读安杰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和艾丽斯·沃克鞭辟入里的妇女主义（womanist）作品，带我在玛丽·戴利（Mary Daly）的哲学中翱翔，甚至还带我看了《人渣宣言》这样勇敢的批判性作品。哪怕是后来受朋友的影响，我转而研究朱迪斯·巴特勒、安妮·迪芙兰蔻（Ani Difranco）、第三次浪潮相关网站和1995年左右出现的人类学之类的议题时，第二次浪潮的作品依然在影响着我的思考。或许，正是因为我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我对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对彼此的轻蔑与批评不屑一顾。

我早就说过，像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这样著名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在谴责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犯下诸如“狂热的身份政治”之类罪行时，她们把第二波当成了铁板一块，好像前辈们把某种共识性的政党纲领强压在了每个人头上。由于我很清楚，老一辈女性主义者对不少事情的看法各不相同，并且灵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一般直接无视晚辈们的批评。但是我开始想，虽然女性主义显然并没有一套清晰明确的价值观，但讨论某些女性主义晚辈批判的议题仍具有正当性。毕竟，父权制也没有一套清晰明确的厌女守则，但这并不有损女性主义者批判的正当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探讨女性主义，特别是自第二波中诞生的学院派女性主义，如何在构建女性主义主体崛起的过程中，深刻影响小一辈女性主义者的。我挪用了福柯的一些观点，我会展示女性主义之类的运动必然会包含某种形式的压迫，这会产生新的女性主义主体并理所当然地去反抗那种女性主义。我还特别描绘了大学教室内的女性主义实践，并把它们当成例子，通过各种明示和暗示，展示女性主义主体产生的方式。接下来，我会在具体的语境中思考某些女性晚辈提出批评，我会将这些批评视为抵抗的正当表达，但这些批评并不是要证伪早期女性主义者的主张。我会分析女性主义者选择的本质这一一般性问题，这个问题是老一辈和小一辈女性主义者论战\张力的硕果，也是在浪潮之间时不时涌现的沟通代沟。在我看来，这些女性主义团体之间的代沟并不是因为对具体议题存在分歧，而是双方一开始就缺少真诚的沟通。双方对权力和抵抗的性质都有一种不真诚\不坦率的态度，这不仅导致了反映在大众媒体中的广泛误解，还会影响两代[跨代际]人在学院内部合作的本质和质量。

Regimes of Feminism

女性主义政制

米歇尔 福柯最有用的洞见之一便在于，他发现权力的有效实行并不需要它位于某个场所（site），或是被某个可识别的权威操纵（《规训与惩罚》 1979）。举例来说，福柯写到了现代教育实践塑造（mold）学生的有效之处，哪怕他[福柯]知道这种权力不仅仅是从独裁者那里单向地、通过清晰可见的等级制渗透到大众的（同上）。于此类似，我们无法说出某个具体的女性主义权力中心（power），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影响主体的能力。最近，女性主义遭到了抵制，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逐渐失权的运动，但我们要看到，它依然浸润在权力关系之中。如若不然，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欣赏女性主义的人会去反抗它的某些方面，很多年轻女性都是这样做的【1】。

女性主义者早已在具体语境中，彻底揭露了父权制权力运作对女性的压迫方式。女性主义在阐释父权制对女性主体性的塑造方式中，揭露了这种权力的阴险本质。比如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在分析了诸如节食、锻炼、行为举止、化妆和整容手术之类的实践活动后，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在当代父权制文化中，一种全景敞视的男性窥阴癖寄居在大部分女性的意识之中：她们永远站在他的凝视之前，处在他的评判之下”（71）。父权制力量促使主体在内部开展自我审查（self-policing）的行为和态度。没有人会站在女人面前告诉她不化妆会很丑；她习得的经验告诉自己（如果不化妆的话）她很丑。

此外，无论我们讨论的是父权制场所的权力还是女性主义场所的权力，我们时不时还是会期望能在赋权的方面和失权的方面间找到一种融合。为解放性利益服务的，同样也可以被用于压迫。比如说，为收取抚养费而记录父亲身份的举措，可能会被滥用、威胁母亲的监护权。现代科学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科学最开始是一场旨在为个体赋权，反抗国家和宗教权威的运动，而现代科学却会协助现代国家对全体人口进行压迫。（Harding 96）。社会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必然会压制某些可能性，同时促进其它的可能性。“毕竟，秩序都是一把双刃剑，一边禁止一边生产。”（Cocks 70）

细说一下语境意义和实践的话，就是社会秩序塑造了主体的经验形式，包括主体经验所含意义的范围。比如说，女性主义者对性骚扰的概念化，意味着女性开始被经验为，或者说将自身经验为这种恶劣行径的受害者（或者说幸存者），而非下流段子或不当身体接触的身不由己的个体同谋。很多规则已经以各种形式根植于女性主义文化之中，其中有些规则对中性语言、性关系平等和工作关系平等之类的东西至关重要。

有一个关键点在于，女性主义不会因为自己是一种与真诚的解放运动有关的意识形态，便停止向主体施加使其规范化的权力。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方式有无数种，但为了使女性主义这个概念有意义，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某些被主体经验到的选项是除权式的（foreclosed）。除此以外，“只有通过主体化的过程我们才成为主体，才能去抵抗将我们塑造为主体的机构、话语和实践”（Mclaren 119）。女性主义教育的部分内容，便是鼓励承认和尊重个人自身的观点和欲望之类的东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女性主义成功与否的试金石，而这种教育也会产生小一辈女性主义主体，用女性主义的术语，抵抗使她们成为她们自身的女性主义。

The Micro-Practices of Academic Feminism

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微观实践

正如福柯的理论所说，权力在“微观层面”影响了特定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特定权力关系的语境下，主体得以被构成。“主体并不是先存在，然后再进入到战斗或和谐之中……主体在战场之上诞生”（Dreyfus and Rabinow 109）。因此，女性主义者作为主体，并不在逻辑上先于女性主义权力运动而存在；与此相反，正是通过女性主义的影响，言说女性主义主体才具有意义。或许，女性主义教室是最明显的女性主义主体诞生处。

虽然现代学院很难和福柯分析的学校、医院和工厂的规训权力相提并论，但我们也可以设想女性主义教室同样向学生施加了一种规训权力。正是在女性主义大学教室内，众多女性第一次理解了成为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许多讲师和老一辈学生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在这里，教学方法经常被明确阐述为强调学生和教师的平等，避免等级制度，促进共同学习。这些价值甚至可以借助教室美学来表现。比如说，桌子围成一个圈，老师坐在学生中间。

但是，我认为将女性主义教室看成平等之地基本上是一种幻象，而且还没啥用。因为哪怕学生被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课堂，比方说讨论课程建设或是承担教学责任，她们还是会做出或说出她们认为教授希望她们说出做出的事情，或者与此相反，更加叛逆一点，说出做出她们认为教授反对或不希望听到的事情。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绝不会鼓励学生或教授成为平等主义说辞希望她们成为的主体。理所当然，学生和老师经常发现她们像是在不由自主地演着脚本，而这些脚本[scripts]反映了基于年龄、种族和阶级的权力差异。

在女性主义教室中，一个人的物理存在可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比方说，某人可以猜到其他人会注意到她的着装，因为从某方面说，着装是在课堂内可能被政治化的议题。在不少课堂，女性会预见别人会注意到她的过膝长发，这种关注可能会给社会化后的，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的女性，带来特别的困扰。姐妹情谊的要求需要人们对个体经验表示支持，但个人的即政治的这般原则也会让人怀疑，每个人的个人选择是否真的仅仅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饮食偏好也会遭到审查，因为食物也会在进食障碍的讨论中被政治化。理论上讲，人生的任何一部分都逃不过政治化的命运——公共和私人间的界限遭到了质疑【2】。

对个体经验的讨论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课堂的一部分，因为这令人想起了福柯对告解（confession）的分析。福柯主义对告解的观念，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女性主义课堂。福柯强调，告解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可以将个体连接到特定的身份之上。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告解参与到了审判、医药、教育、家庭关系和爱情关系等等之中。某人坦白自己的罪行（crimes），坦白自己的原罪（sins），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疾病和困扰，某人极其精确地讲述那最难以讲述的事情（《性史》 59）。某人所坦白之事的“真理（truth）”的建构，只有当其被权威阐释之时、当其被认为有助于描述主体是谁的真相之时，才能得以完成（同上 66-67）因此，在女性主义课堂的背景下，表达对其他女性的渴望或她遭受强奸或殴打的经历的女性，被她自己和其他人理解为在谈论她在根本上是谁的一些东西，比如一个“女同性恋者”或“幸存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有某种感觉或经历的女性。

告解者会得到帮助，看到她/他经验的更深层的意义，“然而无论是ta还是指导这一阐释学解释过程的权威都无法看见的是，这一解释状态对ta俩造成的影响以及其背后的原因……隐藏的真理并不是那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的终极真理”（Dreyfus and Rabinow 124）。“真理”并不是从告解者那提取出来的，而是ta和权威一同生产出来的。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都对将告解模式带入课堂颇有微词，虽然对女性主义教师而言这确实算不上是理想模式，但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模式往往又是活力四射的。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它在悄悄地将某些课堂讨论立为典范，学习它们当中政治觉悟提高的小组的告解的那一方面。这里的重点并非告解模式本身是否可欲[desirable]，而是要明确地表明，告解模式本身能够创造出条件，使得年轻的女性主义者能构成为女性主义主体，于此同时，它也可能掩盖了某些关于女性主义权力的本质和实践的东西。

Contextualizing Some Younger Women’s Challenges

在语境中理解某些年轻女性的挑战

定义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就是关注她们的作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并不存在分水岭似的政治事件去宣告第二波的死亡或是第三波的诞生【3】。这里我将我的讨论限制在那些公开声明自己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者的编辑的作品上，虽然其中的某些作者未必会这么想。有些人可能会更喜欢“暴女运动”（Riot Grrl）中的朋克女性主义（punk feminist）的身份，而其他人则简单地将自己和同辈人称作“小一辈女性主义者（younger feminists）”，或者直接叫“小一辈女性（younger women）”。总的来说，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按年龄和态度划分自己的位置；她们认为自己能够“理所当然地获得那些老一辈女性主义者不得不抗争而来的东西”，不过对第二次浪潮她们还是心怀感激的。虽然定义第三次浪潮议程的难度不比第二次简单，我还是重点聚焦于性经验和身体审美[sexuality and bodily aesthetic]，因为这些字符是我所见过的第三次浪潮的材料中最突出的部分。

丽贝卡 沃克是第三次浪潮研讨会作品集《真实：讲述真相与改变女性主义的面庞》（To Be Real：Telling the Truth and Changing the Face of Feminism）的编辑，她在导言声明：“依照我们所见所理解的女性主义的方式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就是去遵从某个身份和那种生活方式，这种身份和生活方式禁止个体性、复杂性或是微瑕的个人史” (xxxii-iii)。和沃克类似，文集的很多作者都很关注性经验和身体美学。其中一名作者回忆起她和一名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母亲的经历：

当我的姐/妹、兄/弟和我沿着游行队伍奔跑，我们（对游行队伍）感到非常羞耻，我们一边咯咯地笑一边指着那些游行的女性，她们高喊“妇女团结联合起来——夺回黑夜！”她们的胸部下垂，她们的腿毛很长，她们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大腿很粗。有些人还穿着地球鞋，T恤上写着诸如“说女人需要男人，就像说鱼儿需要自行车”的标语。这群人还敢把这些都穿出去！一点都不感到害臊。但我感到。我记得我当时就在想，“我永远不会让我看起来成那样。”(Senna 7-8)

另一名作者也相应地确定了其“年轻[成]人”的身份，以反抗她眼中第二波浪潮的审美风尚（说是匮乏审美也行）：“我觉得我是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我们想要创造出能表演我们生命的空间——我们想要染发、刮腿毛、怎么开心怎么穿”（Allyn 144）。最近，审美和性议题是年轻女性怨言的中心，她们坚持认为她们可以“化妆、刮腿毛、穿裙子、举办传统婚礼、或是欢庆你的女性性[女性气质]的同时还是一名‘女性主义者’”（Jacob）。艾米·理查兹（Amy Richards）是《宣言:青年女性、女性主义与未来》（Manifesta: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一书的作者之一，她在一场采访中解释说：“我觉得这些女性不是在说‘我要成为女性，迎接被客体化，穿上性感的衣服之类，然后伙同背刺女性主义。’我认为她们是在说，‘我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想要拥抱我的女性性’”（Straus）。

虽然这名女性对第二次浪潮的看法，额，在我看来，是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的（什么“体毛多，无幽默的厌男者”？），但是显然，对某些小一辈女性来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分歧点，那就是对身体的个体经验。虽然这不是晚辈们唯一的关注点。《宣言》一书注意到了一些传统的政治议题，至少包括自由政治的议题，但在她们那里，身体美学和性经验的议题同样非常重要，不过她们的观点恐怕不会受老一辈女性主义者欢迎。比如说，在提到“第三次浪潮重新评估美、性、权力和女性性”时，一名《宣言》的批评者担忧地写到“当女性主义拿回父权制一直乐意给予我们的权力来源时，会发生什么事呢？”（Jensen 4）。当然，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对拥抱传统女性特质带来的危险，还是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思考的，这是女性主义晚辈们需要考虑的。

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虽然有些观点在细节上走了些弯路，但这些议题获得了强烈关注这事本身，对老一辈女性主义者敲响了一记警钟，告诉她们某种层面上的顺从者（conformist）可能在另一种层面有着颠覆的可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事情的变化可能并不如我们所愿，但改变就是实打实地发生了。我们不可能一边不承认女性主义晚辈们行动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剧变，一边又要去评价她们的行动和态度。正如一名女性主义晚辈解释的那样：“第二次浪潮的遗产教会了我，作为一名女孩，我能够做我想做的任何事，但抵抗运动也告诉我，只有当我不是一名女孩时我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当我不再柔弱、阴柔（feminine）和脆弱”（Shoemaker 155）。另一名女性主义晚辈这么说道：“我们不想抛弃传统女性性或性欲的标识，更不想用代表强壮和力量的标志和它配对（pair）。我们不想和姐妹们一起烧掉胸罩，我们想只穿胸罩跑到街上然后大喊‘FUCK YOU’！”（Klein 233）。这种行为是不是有效的颠覆行为仍有待商榷，但如果老一辈女性主义者仅仅因为三十年前这样的事是如此，就认为现在这样做的人是父权顺从者（conformist），那么这是不行的。

Feminist Choice and the Communication Gap

女性主义者的选择与沟通代沟

虽然我认为，沃克断言女性主义总是含有“道德审查”（xxxv）和狂热的“身份政治”（xxxiv）的观点大错特错，我们一边要严肃看待她对老一辈女性主义的抵抗行径，一边还不能彻底推翻或过度简化第二波浪潮传来的消息。对“女性主义者的选择（feminist choice）”这一概念的误用与误解，使我们陷入到一场僵局之中。我的分析强调的与其说是小一辈与老一辈女性主义者存在分歧，不如说是在强调两者没能进行有效沟通，以至于连有用的分歧都没搞出来。

我认为这种困境的来源在于，一些女性主义者企图躲在呼吁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说辞背后，以避免那种认为女性主义在倡导某些价值的同时也回避了其它价值的指控。耍这种花招，是不希望被看成“道德出警（policing morality）”。在这种观点来看，使女性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被理解为帮助女性获得更加本真的自我（authentic self）的思想转变。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选择的内容，而是这份选择诞生于本真的女性主义主体性。

不过，“本真自我（authentic self）”这一概念太过油腻狡猾，政治语境下根本用不上。哪怕我们每个人真的有那么一种自我（对此我还不确定），我们也无从得知哪种欲望来自真实自我，哪种又来自于“父权自我”。根本就不存在现成的、外部的“本真性标准（standard of authenticity）”，以供测量不同个体的种种欲望。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女性主义论战都遇到过这种理论困境。比如，如果一名女性“选择”了SM，那她是仅仅受到父权的熏染，还是说这种动机有可能来源于她的真实自我？

举例来说，第三次浪潮中的明科维茨写道：“如果我说，读到现实世界发生的强奸与折磨，有时会给我带来快感，会不会太可怕了？”（Minkowitz 79）。她接着解释并为她的行为辩护说，她童年时期遭受虐待的经历或许能够为此提供一种心理学上的合理解释。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在明科维茨（Minkowitz）发文的同本选集的前言中写道，读到明科维茨的文章“令她感到很悲伤，那种感觉就像是看到一位男同性恋发现恐同令人兴奋，犹太人感觉反犹值得高潮，有色人种认为种族暴力给人快感一样”。斯泰纳姆接着写道，明科维茨的文章“有力地提醒了我们社会化的力量”(xxi)。

明科维茨虽然暗示称她的欲望可以追溯到她本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但她还是试图证明它的价值。她表示她这种欲望再怎么说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天性，即剥下社会伪装之下的她之所是（85）。斯泰纳姆认为明科维茨的欲望本身已经足够说明，它们起源于“非本真的父权制（inauthentically patriarchal）”。在斯泰纳姆看来，明科维茨声称她能在阅读强奸档案时，自由地选择自慰本身，已经足够说明她的行为是被社会化进程强迫的。斯泰纳姆采用了依靠本真选择这一概念的模型，对此她感到对不住明科维茨，而明科维茨也不喜欢斯泰纳姆高高在上，自以为比明科维茨本人（还有其它像她的人）还懂明科维茨真实自我的姿态。沃克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女性主义，强调“自我掌控（self possession）”和“自我决定（self determination）”。但斯泰纳姆却说女性主义最不缺的就是这些理想。在《真实》的前言中，她愤恨地反驳了沃克之流做出的指控，她说：“想象一下，你一直在努力弥合某些分歧，结果反要你为这些分歧负责，这是多么沮丧的事啊。你马上就会知道，那些80年代或是更早的女性主义者，看到这些文字会作何感想了”（xxiii）。然而，当面对像明科维茨这样的女性声称这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时，斯泰纳姆否认这是她们真正（real）的选择。而在沃克看来，斯泰纳姆的否认看起来就像是在否认个体自由本身。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那种强调不管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只要是个体做出的，女性主义都支持的看法既不合理也没有用。斯泰纳姆反对的也是这种观点。然而她又说：“如果我只能从众多女性主义者中选出一节课来，那么这节课会是：‘我们能给予她人的最伟大的礼物，便是做出选择的力量’”（xxvi）。对纯粹选择（pure choice）的可能性的怀疑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上的，即性别歧视塑造了选择的本质和范围。这也由此导致了女性主义对SM、色情、卖淫和代孕的矛盾心理。她们的本能反应是否认这些在父权制下的选择是真正的自由选择。无怪乎女性主义晚辈感觉有必要反抗她们的前辈。有一名女性晚辈还特别提到了斯泰纳姆，后者曾和第三次浪潮的参与者公开对话，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她们的文章中。晚辈开炮说：“一个女人——抱歉，一个符号（icon）——年龄是我两倍，和我妈一样大（比我妈还大）——在教我我该怎么思考……我自己？”（Leibovich 2）。

当小一辈女性主义者抱怨第二次浪潮的束缚性本质时，她们可能也在试图理解，那种声称女性主义只顾增加女性选择的数量、而全然不顾选择内容的说辞有多么虚伪。当然，将女性主义描述为旨在提升女性选择数量的运动，更是一种诚实的做法，哪怕我们并不会事前（或许永远都不会）说明哪种选择才算是选择。我们甚至可能要承认一种循环论证（claim），即能使一个选择是合乎女性主义的选择的那部分东西是女性主义者选择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弱化对选择内容的强调，把这部分放在能动者意图（agent’s intention）的本质和语境上。如果能公开承认并非所有的选择都是女性主义选择，那么我们就往坦诚相待更近了一步，代际交流也能得到提升。

坦诚地说，哪怕是在女性主义的背景下，女性也会因为没有遵从某些准则而遭受轻微的制裁。我想起第一次上女性学课程的时候，在某节课上（可能是在1986年左右），助教不断地调侃她的学生，化妆化的太重。一开始我认为这名助教不能正式代表女性主义，所以我不去理会这份记忆。但现在我却会说，父权制同样也没有正式的代表，但这并不会减轻它的危害。不止如此，从我15年女性研究的经验来看，这种“嬉弄”显然并不是个例。鉴于对个人政治性的强调，倘若女性主义主体之构成不包括对“个人”选择进行约束\制裁（特别是由其他学生），我们才会吃惊。这种做法反映了对“个人即政治”原则的误用，但这一误用也是可以理解的。真诚承认这一点并且严肃对待某些女性晚辈的反抗，要比一边否认一边声称自己完全不懂女性晚辈在抱怨个啥要好得多。

Forms of Younger Women’s Resistance

女性晚辈的抵抗形式

伊拉克女性穿超短裙所表达出的性别政治宣言，和美国女性穿同样的裙子所表达出的东西完全不同。对相同性的幻想、视差，来源于对不同出发点的忽视。”

——南希 J 芬利（Nancy J. Finley）

从某种程度上说，什么能算作抵抗是相对的。比方说，在传统的异性恋俱乐部，女性穿着超短裙、高跟鞋、化着浓装出场，往往被蔑视为父权制的阴谋。但是在女同酒吧的语境下，流行审美完全不同，女性以这种方式出场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在第二种语境下，将女性的这种打扮视为抵抗的标志是非常合理的。我不想说服读者去相信这件事；我想要强调，是事件发生的语境使得该事件能成为颠覆性运动。

举个例子，如果是在特定语境下讨论第三波女性主义者伊萨·戴维斯（Eisa Davis）对hip hop音乐的执着追求（她本人也承认hip hop音乐是带有性别歧视的），我们便能去欣赏她这种反种族歧视的姿态。她曾说：“hip hop说到底是厌女症拉出的替罪羊（whipping boy），这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性问题。既然如此，那我为啥要放弃hip hop，而去学习精通亚里士多德呢（132）？”听hip hop音乐，哪怕是那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的歌曲，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反抗种族歧视的行为，因为这种种族歧视选择性地关注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显然语境不同，同一种行为也会有不同的含义。

判断一种行为是不是抵抗行为的要素之一是行动者的意图。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仍需要某些外部的标准来做出判断；否则这就像是，我相信自己在挥手打招呼能够决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挥手打招呼，哪怕我的手臂只是打了麻药，吊在我身边。与此类似，判断抵抗行为既需要考虑行动者的意图，也需要考虑相关外部因素。

但是要一条条列出那些判断什么算是真正抵抗的“合适的”标准，难如登天。到底是只有明科维茨本人才能准确确定她的意图，还是说斯泰纳姆也有权在这个问题上发言？在主体的自我阐释和他人的解读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平衡。但问题在于，除了某些模糊的交流建议外，我们没有在这两种阐释之间取得平衡的实际方法。不过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要承认在确定什么能算是抵抗的过程中，行动者内部和外部的要素都是要考虑的。因此，某种行为或许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都算不上是颠覆性的，但只凭行动者自己的看法不足以决定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微小的抵抗形式也需要承认，尤其是考虑到“第三波浪潮的激进主义看起来并不总是像第二波女性主义者那么‘行动激进派[activist]’（Heywood and Drake 4）。”行动者抵抗的正是主体化进程本身（即把某人绑定到特定身份的过程），因此这种说法尤为正确。很多女性晚辈认为自己是在努力拒绝成为某种女性主义者认为自己应当成为的那种女性主体。因此，她们提出的那种抵抗或许不是直接针对某些具体的女性主义者，而是针对一种内在化的女权大爹（governor）——一种“全景敞视的女性主义评鉴家”——这个词改编自巴特基（Bartky）的术语（71）。我不是在说世界上真实存在这种女权警察，而是在说我们要承认年轻的女性主义者会内在化某种女权视野。以此方式利用“社会视差透镜（social parallax lens）”能让我们去理解更多的女性晚辈的所言所行，理解这些言行是一种朝向进步的抵抗姿态，而不是简单的无病呻吟和/或与反女权的无知合谋。

Conclusion: Beyond the Mother/Daughter Impasse

结论：超越母/女的僵局

我强调了女性主义运作方式与其它社会力量（特别是性别歧视力量）的相似之处，都是一种施加压力的规训权力。我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女性主义和父权制并无二致，而是因为我作为女性主义者，思考最多的就是父权制。我们尤为需要揭露“自我构成（self-constitution）的代价”，我们为了成为我们所是而付出的代价（Sawicki 165）。女性晚辈对女性主义的批评使得自我批评的需求更为紧迫。我们关注那些被体验（尤其是女性晚辈）为压迫的女权元素，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承认女性主义从根本上是压迫性的。

女性主义施加的规训权力主要是为了生产出以各种方式行动的主体与行动者，而非将女性视为客体。借用福柯晚期作品中的语言来说，女性主义施加权力，但并非支配性的。“‘支配’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主体无力颠覆或推翻支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抵抗是不可能的——而‘权力’一词指的是更加灵活、可变、流动乃至可颠覆的关系（Sawichi 170）。”某些女性主义晚辈错误地认为女性主义是支配性的，但在第二次浪潮中经常会出现呼唤多样性与个体差异的声音。某些第三次浪潮的批评充斥着对第二次浪潮的无知，这点令人非常失望。更糟糕的是，这份无知很少得到真诚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第二波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能力，使得对多样性的担忧成为包括第三波在内的所有其它人关注的焦点。

然而，有些第二波女性主义者说的话像是在否认女性主义的权力运作。比如，简·盖洛普（Jane Gallop）曾自我指涉似地将自己的论著题名为《指控女性主义者性骚扰》(Feminist Accused of Sexual Harassment)，在书中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一方面承认“在学生的体验中，女性主义教师对她们施加权力。所以想象一名女性主义教师性骚扰是完全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她又不承认女性主义者真的能去实施性骚扰。对于盖洛普分析中的遮遮掩掩，一名评论者曾做过如下总结：“按她自己的话说，简·盖洛普为自己对学生不负责且不道德的行为深感愧疚，她认为自己没有把学生当成平等的同伴。她为滥用了自己不会承认滥用的权力而深感愧疚（Lane 9）。”简的否认或许过于极端，但在其它语境下的对女性主义权力的不真诚否认，和简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有当我们重视女性主义权力的存在，那种塑造主体之权力的存在，而不是天真地发动年轻女性发现“本真自我”，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年轻女性在体验自己女性主义者身份的过程中，确实存在需要她们抵抗的地方。此外，女性主义者激起了晚辈们的抵抗，或许是有一些值得反思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辈们完全是错的。正如福柯分析的那样，想让权力造成巨大影响，并不需要将其简单地威权化或极权化。尽管女性主义者总的来说算不上是独裁者，但我们仍有责任去理解，女性晚辈到底是如何感觉自己被第二波的价值观结构和限制的。

而另一方面，女性晚辈也有相似的责任，她们在这一点上同样不达标。想一想《宣言》（Manifesta）一书的作者们是如何回应菲利斯·切斯特（Phyllis Chester）致年轻女性主义者的信的。她们不假思索地回绝了她，抗议说“你又不是我妈……你必须停止把我们当你女儿了”（Jensen 6）。但詹森（Jensen）也准确地发现：

切斯特的书虽然愚蠢可笑……但它也算是少数几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备忘录”（现在数量多了起来），它将女性主义的历史工具化（instrumentalize），而不是崇高化或彻底摒弃，以此来服务女性主义的未来……(《宣言》一书的作者们)没能认识到切斯特的书其实和她们的书一样，都是为了在两次浪潮间构建桥梁……正如我们的作者说她们想要连结第二次浪潮，切斯特之流显然想根据她们自己的话语建立起连结。让切斯特作为一个符号（icon）加入第三次浪潮未尝不可，毕竟那也是段令人振奋的历史，但鲍姆加德纳（Baumgardner）和理查兹（Richards）却宁愿她放弃投稿【4】。

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意见不和，不如说她们甚至还没有达到真诚分歧的程度。老一辈女性主义者需要的是更现实地承认女性主义权力，而不是无视年轻女性的抱怨。年轻女性必须带着政治严肃和学术严谨的态度和第二波女性打交道，参与到第二波的工作中来，而不仅仅是象征性地承认其“历史”重要性。正如《宣言》的作者所言，第二波参与者并不是第三波参与者的母亲。因此，老一辈女性主义者不应该期待不假思索和不加批判的尊重。但同样值得强调的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同样不能沉溺于扮演叛逆的女儿，用不解世故或成长阵痛的借口搪塞辩解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如果不是以母亲和女儿的身份，而是以具有不同优点和缺点的同龄人的身份走向谈判桌，可能便会取得进展。或许，至少诚实的沟通会为我们带来具有生产性的分歧。

原作者注：

1.对女性主义的矛盾心态，不论是作为普遍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女性学课堂的实践，在第三次浪潮的许多作品中都是突出的。比如，可以看看Findlen，Heywood和Drake的作品。

2.我的观点不是在说女性主义教师真的在鼓励学生以这种方式审查彼此，而是说女性学学生对这一重要原则的那种意识，使其更容易发生在女性主义课堂。

3. 贝莉（Bailey）对这一点有着完整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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