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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7 年 7 月韩联社报导，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为了消除财阀与学阀等因素，对政府机关选才的影响，规定于当年 9 月之后，全国所有公家机关都将采用「盲眼选拔」（???? ??，英文：blind auditions）制度，招聘新员工。

这里所说的「盲眼」，指的并非招聘身心障碍者，而是依《公共机构实施盲眼选拔方案》（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规定，要求各级政府机构的应征入职申请表，不得要求求职者写上出生地、家庭背景、学历等内容，同时也禁止求职者于履历放上照片等。而 7 月即有 332 处公家机关开启了「盲眼选拔」，9 月全面于全国公务机关实施，至今更已慢慢推广到民间企业。

然而，此规定实施至今，也引发了不少社会争议：如韩国就业网站〈Job Korea〉就曾针对「盲选」政策，访问了 374 位面试主考官与 806 位面试求职者，调查结果一面倒地显示，盲眼选拔制度，只是让「面试」的比重与决定性，更大幅地增加而已。

原本「盲选制度」的立意，是希望能藉此摒弃面试主考官在初审履历时，先入为主的偏见因素（诸如面试者学历、家乡出身等），好专注于求职者的专业技能与从业经验；然而无论在政府机关或大企业体系内，如今每到面试时刻，时见到场内外大排长龙，动辄数十、甚至数百位面试者，每人只能在短短 10-15 分钟内，想方设法让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这时候，原本没写在履历表上的学历、出身等等，往往同样成为面试官和应征者问答的重点。

因此，很多韩国人都认为，盲选制度不但无法解决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三缘关系」问题，反倒让当地原本就非一日之寒的「外貌至上主义」，更加严重。

什么是「三缘」？对韩国社会有什么影响

说到这里，想必许多喜爱韩国文化的读者，都多少听闻过韩国人非常重视「三缘」：这三缘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血缘」外，韩国人还特重「学缘」（??）与「地缘」（??）——当年文在寅推动盲眼选拔的美意，即是想要打破「缘」的制约，创造机会更平等的社会。但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要知在现实生活中，大学毕业的韩国新人，刚出社会工作时，最常遇到长官、前辈问的问题，就是「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若是出身于名牌学校（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三所学校简称），除了顿时让同梯肃然起敬外，若询问的上司也出身相同学校时，新进员工还得立刻报上「学号」来「认亲」，好获得上司日后的特别关照。这个存在已久的「学长姐罩学弟妹」潜规则，在政府机构和企业中屡见不鲜——一切只因为「我们」（??）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

「地缘」也是这般，当中最有名的例子，就发生在韩国政坛：韩国第五至第九任总统朴正熙，第十一、十二任总统全斗焕，以及第十三任总统卢泰愚，都曾把政府要职大量交给同乡人士，甚至因此风气太过频繁，导致韩国人民将他们所选用的官员，通称为「TK 帮」（为「大邱（??）」和「庆尚（??）」两地简称）。

1988 年 12 月，时任总统的卢泰愚，他底下的每位资深幕僚，更全数是与他毕业于同一所高中（「地缘」加上「学缘」）的亲信。到了其继任者、第十四任总统金泳三，「地缘」风气仍然盛行，金泳三总统身边的亲信，亦全来自他的家乡釜山。尔后，接任金泳三的第十五任总统金大中，也不甘示弱地大量聘用家乡「全罗道」的人，来取代「釜山人」。

政坛都如是做了「榜样」，何况社会内的一般民营企业呢？

学缘与地缘的由来与利弊

「学缘」与「地缘」关系之说，在韩国由来已久，其来源更是众说纷纭。不过据我个人分析，这「两缘」紧密结合之动力，以「来自早年朝鲜对抗外敌的历史」一说，最具说服力。

如最著名的例子：16 世纪初，朝鲜中晚期长达 7 年的「壬辰倭乱」（1592-1598）。在那段战乱的时代，朝鲜半岛的义兵曾与率领「龟甲船」李舜臣的水军，共同组成对抗倭军（日军）的主要力量——其中「义兵」们的战力，更是远胜朝鲜正规军。

之所以如此，根据后世解读，正在于「义军」（即民间义勇军）多由地方仕绅号召或动员当地民众组成，或以同乡里、同书院人士为中心，以其浓厚的「地缘、学缘」因素，形成默契十足、熟知当地的战斗团队；相较于自各地征召而来的正规军，自然更有凝聚力——而这段历史也成为韩国人重视、甚至推崇「三缘」的滥觞。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当出身相同家乡、学校（书院）的人们聚在一起，若是为了国家兴盛努力，「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倒也无妨；但事实上历史上更多的案例，是人们因此更容易结党营私，即使身处太平盛世，也在朝廷内兴起诸多党政士祸。

以古鉴今，恐怕正如同丹尼尔．图德（Denniel Tudor）于《韩国：撼动世界的呛泡菜》内所言：现今韩国政坛之所以难改贪腐陋习，特别是多届韩国总统任期结束之后，都卷入贪污风暴，主因正在于「受限于过于紧密的菁英人脉脉络，以及这些脉络之间无处不在的『人情』。」而这样的「人情」具体来说，就是「地缘」、「学缘」（甚至「血缘」）。

由三缘而来的「四个人际圈」

那么，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三缘」外，当代韩国人们，又是如何看待「人际圈」、或所谓的「同温层」呢？

根据韩国知名新闻工作者李圭泰（???，1933-2006）的观察指出，自上个世纪起的现代韩国人生活圈，以「我」为中心，之后呈现同心圆扩大，大致可以区分出四种人际关系圈：「韩国人终身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四个同心圆里，换句话说，就是住在四个圈子里」，而且是相对「封闭」的。

首先，第一圈的人际关系，为最贴近我的「家族」：在此圈内，韩国人是非常有道德感与人情味的，但也确有排斥他人（外人）的倾向。同时在家庭之中，多数韩国人并不存有「自我」，而是依附在家中权威者之下。

这一点，透过 20 世纪左右韩国住宅普遍的构造、与人们于其中的生活方式，可见端倪：如韩国传统的住宅格局，很明显不重视个人空间，甚至说它是家人们的共享场所也不为过——如晚餐时刻，多数韩国人习惯挤在客厅一起吃饭，甚至卧房多数也非「一人一间」，而是一间大房摆上通铺，到了晚上，一家人并排伸腿、一起睡觉。

当然，随着时代演进，如今这类传统居家格局、生活方式已经明显在年轻一辈中出现变化，但这第一圈、也是最为亲近与排他的人际关系依然存在。根据李圭泰的解读，这一圈的最大特征在于「相关性」（???），即无论年龄与经历如何改变，以「家」为生命核心，并且高度服从、尊敬家中具权威的长者。

第二圈的人际关系，是当「我」长大后离开「家族」，每日都会密切往来的对象：如学校同窗、职场同事，或与自身事业有长期关系的客户等等。相较起第一圈，第二圈的重点在于「长期关系」，对方可能是我们人生重要且亲密的朋友，也可能是跟自己不和，却不得不努力维持关系的同事或老板——因此在李圭泰的定义中，我们最讨厌的「敌人」、「冤家」，也可能出现在第二圈之内。

而这第二圈的人际关系，多因「我」的独立技能而存在：即是以自己的资格、技能、实力与表现等，依照（未必是有形的）契约关系进入圈内。例如因为入学考试得了高分，得以进入知名大学、随后进入知名企业，之后得以与获得同样「契约」的人长期往来。是以就李圭泰看来，这第二圈的人际关系，也具备高度排他的性质，其特征为「闭锁性」（???）。

继之，第三圈的人际关系，范围就比较大了：包含了「我」的邻居、母亲或妻子的亲戚、姊妹或女儿的婆家、小学中学同学……等等，也可能是我经常往来的商家、职场上认识但不常接触的对象等等。相较第二圈，由于「我」平日较少接触第三圈人士，若会接触，也多是基于（短期）所需往来，故其重视程度自有不同。

在这里，李圭泰对韩国人对不同圈层的应对之道，有非常精彩的解读。他说：「韩国人多用『情』（?）来维系第一、二圈之关系，是超越理解、善恶、苦乐的自发关系；而第三圈关系，则是用『道义』作为连结，因为人们想要互相利用，却也得谨守着社会订下的道德界线。」他认为，这第三圈的特征为「单向性」（???）。

最后，第四圈的人际关系，即是「他人」：它可以扩大到无限远，在它之外就没有其他层次了。如「陌生的外国人」，对许多韩国人来说就属于此圈，而此层最大的特征，为「断绝性」（???）——简单来说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没有太大关连。

「重情重义」或「排他封闭」？三缘的结构会改变吗？

李圭泰认为，多数韩国人在 20 岁之前，就已形塑了这四个人际关系圈，之后尽管生活中有若干变化，这种面对分圈关系的习惯也不会再改变。且韩国人到了20 多岁时，很多人的职业早已固定——不是归属于某个大集团，就是早早选定了未来的长期职业（如服务业、工人、出租车司机等，在韩国 50 岁以上的世代，鲜少有「主动转换跑道」之概念，但今日已有所不同）。

因此，对许多韩国人来说，无论是个人生活、职场工作，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际往来都限定在第一、第二圈内进行，会应用到第三圈人际关系者，多为短期商务工作；易言之，韩国人过了 30 岁后，身边会接触的人大多只到「第三圈」为止，偶尔在社交场合上受人介绍，才有机会与第四圈的人士接触与交换名片，然而尔后若彼此没有共同推展某事务的话，关系也大多在会面后就结束了。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例子，看看前总统文在寅所推出的盲选制度：很显然地，他当时真正想尝试的，就是打破韩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三缘潜规则；然而无论从超过百年历史的「三缘」，或是近代李圭泰所提出的「高度封闭」人际关系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存在韩国社会中的文化，不但由来已久、至今仍高度影响着韩国社会。

至于这个韩国社会的「特色」，未来会不会改变，甚至被打破？且让我们先别预设立场，一起持续观察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