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三年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从“紧张”、“观察”、“动态清零”、“逐步开放”的一个过程走过来的。
中国是被“新冠疫情”第一波被冲击的国家,在全球都没有识别病毒传播与治疗的应对方法时,我们的“封城”举措,为阻断全国性传播和大规模感染赢得了时间,当时的“武汉加油”的确是一次最明智的决策。
在2020到2021年前后,全球疫情的感染率居高不下,公共卫生组织也没有明确判定,新冠感染的危害性和后遗症是否有严重影响,中国还是本着“人民健康安全第一”的原则,积极探索了“行程管控”的“绿码机制”,延续发展为“核酸报告”机制,为“精准防控”建立了大数据基础。
新冠疫苗的研发使用,曾经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在全民接种率达到一定比例后,认为可以开放封闭式防控,但是“上海疫情”的爆发(至少是数据爆发)和“奥密克绒”在天津被发现,使得“疫苗防疫”基本失去了可操作性。
正是因为“疫苗防控”没有得到显著作用,在中央没有进一步明确防控措施的情况下,由于上海封城造成的影响,各地的“层层加码”开始上演了。
二
疫情防控的“层层加码”过程中,依据“精准防控、动态清零”的精神,各种专家的指导和各类机构的推波助澜,疫情防控的“经验”逐步形成共识,围绕“核酸检测”识别感染人群、围绕“高中风险”划定行程管控,这本身是一个很科学的防控措施,但是,被各种防疫执行权和涉疫机构的利益驱使,演变成一个“各自为战、过度执行、权力寻租”的乱像,“人工赋予红黄码”、“时空交集”、“密接次密接”、“封闭转运隔离”,这些疫情中衍生的“防疫词汇”,也极大了丰富了我们的想象。
如此广泛应用的管控措施,带来的只能是社会“停摆”,虽然,社会各界怨声载道,但是,为了维护“疫情防控”大局,大家还是积极的响应并遵守各类防控要求,各个层面,也都在观察新冠病毒传播发生的变化。
三
进入2022年,中国的经济经过两年多“时松时紧”的防疫措施影响,终于到了流动性严重不足、中小微企业大量倒闭、城镇失业率急速上升,已经出现民情舆论的负面情绪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层层加码”也发展到一个极致阶段,动辄整个地区、整个城市的“全员核酸”,全国中小学基本处于“网课”状态,“区域性静默”成为常态,压力下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抗争”的现象,舆论中,质疑“强制性措施”的声音越来越多,基层组织在疫情防控执行中,与老百姓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越演愈烈。
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发布了“疫情防控二十条”,明确了“严禁层层加码”的原则,这个指导意见,成为进一步“放开”防疫管控的重要信号。
四
今年11月11号以来,往日最热闹的“双十一”反而没有什么新闻,舆论爆发的指向,从“徒步返乡的富士康员工”开始,转向了“长时间封闭管控”的讨论,石家庄是第一个尝试“放开”的城市,仅仅实验了一周,武汉、重庆、广州的“疫情数据”爆发了,这次爆发,加剧了“封控执行”与社会群体的矛盾激发,出现一些“围挡事件”,一个突发火灾,又将“封闭手段”推向了风口浪尖,于是,全网都在曝光各类因为“封控执行”产生的冲突。
“核酸造假”才是加快“放开”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大量因“核酸检测”数据问题和核酸机构涉嫌行贿的消息传出,民意对“疫情防控”的?不信任达到了高潮,
五
新冠疫情防控三年,出发点就是“人民至上”,造成如今的“基层组织公信力下降”和对“防疫之上”的抵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三个主要方面。
地方主义或者地方保护主义,在“行程管控”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为了使本地区减少疫情发生风险,各地的出入管控几乎都是无不用其极的,各种“地域歧视”表现充分,各省之间,“绿码”、“核酸”各自安好,绝不统一。
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基层执行中,各种防疫条例和执行措施,基本流程都不完善,经常是没有论证、没有专家意见,只是依据领导指示就开始实施各类“区域封控”、限制出行以及“全员核酸”,这些举措,不仅仅造成社会面的经济生活困扰,而且,极大的增加了政府财政开支,而且,一个奇葩现象是,越是经济不发达、财政薄弱的地区,这种现象越严重。
利益寻租,在这三年疫情防控过程中,相信不是什么秘密,这也充分说明,我们针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及行业管理,存在盲区,很多病毒学的基本常识,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去人为制造概念,愚弄了老百姓。公共医疗管理领域里的腐败,已经不是今天才存在的,只是因为这次“疫情危机”暴露的更加充分,一些无良资本逐利的嘴脸,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出来了,这说明,行业整顿势在必行,整个行业内的腐败,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政府在社会层面的公信力。
六?
至今还在呼喊“感染致死”和“坚决清零”的人,要么是无知,么不然就是内心险恶,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失去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这些人不仅仅是“疫情防控执行”直接关联的人,也包括那些“稳坐屋中,摇旗呐喊,收割韭菜”的人。
三年疫情防控,到今天,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回顾三年,“人民至上”才是疫情防控的初衷,演变为“防疫之上”,是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利益寻租的综合效应,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割裂”与“基层组织公信力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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