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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路古玩业的“四大金刚”》

五马路，即今广东路，在十里洋场时期，四马路（福州路）是色情街，而五马路则是古玩街，它与京师的琉璃厂齐名，素有北琉南五之称，饮誉海内外。

广东路是上海滩一条老资格的马路，始筑于上海开埠不久，初名北门街，东起外滩，西至人民广场。福建中路以东路段曾称宝善街，以西段曾叫正丰街。清同治四年（1865年）改为广东路。因这里地属英租界，人们将南京路俗称为英大马路，以此向南第五条马路就是广东路，所以广东路又俗称“五马路”，因为这条街上云集了古玩店号，是旧中国南方的古玩一条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初，五马路古玩业爆出了“四大金刚”文物走私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文物古玩经营管理的重大举措。原来在招牌林立的五马路古玩市场，有“禹贡”、“雪耕斋”、“福源斋”与“珊瑚林”四爿古玩店，因为在实力、财力与眼力上都不相上下，同行视之为“四足鼎”，四家老板叶叔重、张雪庚、戴福保、洪玉林则有上海古玩业的“四大金刚”之称。在旧时古玩业有“本庄”与“洋庄”之分，本庄指国内生意交易，洋庄则做国外出口生意。“四大金刚”都以洋庄生意为主。

近代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迅速成为光怪陆离的国际大都市，十里洋场成为古玩商奇货赢利的宝地，清末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4引袁翔甫《望江南》词云：“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碑晋帖重千镰，真伪几曾谙。”上海滩上的古玩生意发端于太平天国时期，当时为避战乱的江南一线的古玩经营者纷纷来到了上海，因为这里有租界可以庇护他们。

最早进入申城的古玩生意人以传统的城隍庙为基地，后随着“华洋分居”的社会格局，古玩生意人也从老城厢迁移至五马路。五马路一跃成为了中国南方最大的古玩一条街。

要叙述五马路“四大金刚”，就先得介绍一下另外一个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文物古玩机构——卢吴公司。1911年，在同盟会的财政部长、浙江财团的翘首者张静江的支持下，旅法华商卢芹斋、上海古玩商吴启周、北京大吉山房古玩店老板祝续斋、琉璃厂古玩商缪锡华等四人，合伙开办了卢吴公司。其中卢芹斋也是湖州人，曾是张静江的跟班，而苏州人吴启周从小就是张静江的伴读。

卢吴公司的总店设在法国巴黎泰布特街34号，后来移到莫佐花园附近基利斯街的一所中国式建筑里，在上海的办事处是南京路570号来运公司。在合作了15年后，北京的祝续斋和缪锡华被卢、吴两人剔除了，剩下的卢吴两人有了明确的分工，卢芹斋坐阵巴黎负责销货，而吴启周则留在国内揽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有钱了，卢吴公司改做美国庄，在纽约第五大街557号设立了分店。这是一家本世纪开办最早，经营时间最长的文物公司，也是向国外贩卖中国珍贵文物最多的跨国公司。它整整影响国内及上海古玩界整整40年，从客观上促进了上海五马路上的“四大金刚”的形成。

“四大金刚”中资格最老的要数叶叔重（1903～1976年），他是吴启周的外甥，江苏盛泽人，兄弟排行老三，在旧时古玩界以“叶三”闻名。叶叔重不是等闲之辈，他曾留学法国，能读6国文字，旅法期间与陈毅同志等相熟。1927年，年仅23岁的叶便出任卢吴公司驻京负责人，且占该公司20%干股。

叶叔重以精于古玩鉴赏而闻名国内文物界，他尤擅青铜器与古瓷器的鉴定，具有一言九鼎的话言权。他每年要赴河南彰德、洛阳、开封、湖南长沙、河北天津及江西各地收购文物，他还周游英、美、法主持销售。

刚解放时，卢吴公司留存北京和上海的文物还有不少，在散伙时，卢吴公司就将这批文物作为付给叶叔重的佣金。叶叔重将这批文物，连同自己禹贡古玩店的古玩共计5000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3500件捐给国家文物局，1500件捐给上海博物馆。解放初期他还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物顾问。

“四大金刚”中的第二位人物是张雪庚，他于1942年在江西中路以200万元法币开设了“雪耕斋”古玩店，擅长金石、书画、版本等文物的鉴定。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古玩业崭露头角。1946年起，张雪庚代理“卢吴公司”经理。上任伊始便出口文物223件，次年7月又出口527件文物及唐、宋、元、明、清历代名画57幅。另盗运351件及绝版善本古籍138册。据说，光是销往美国的三代瑰宝，按当时国内收购价就达美金20万。

第三位人物是洪玉林，他是1946年以300万元法币在广东路开办了一家古玩店叫“珊瑚林古物流通处”，以经营历代官窑瓷器为主，兼营书画等文物，曾分别以60两黄金和1万大洋从北平余粹斋和保粹斋购得宋官窑双耳炉、明永乐甜白釉暗花大碗、明宣德年间霁蓝釉白花鱼藻纹盘等文物，因而在上海五马路上名声大振。但他与叶叔重不合，有一次洪玉林从苏州进了一批青铜卖给吴启周，售价是5万美元。叶叔重一看就认出了假货，而且是他与人合伙造假的，于是叶、洪两人大吵了一场，反目成仇。

最后一位金刚是无锡人戴福保，1938年独资开设福源斋古玩店。戴福保特别擅长青铜器、唐三彩、雕刻艺术品的鉴定，经他过手的古玩多为精品。解放前，叶叔重托戴福保去浙江余姚收瓷器，收回来的东西叶叔重认为货色不好，没法子出口，只能扔在仓库里，从此叶对戴有了意见。后来戴向叶借钱，说是要去长沙收货，叶不肯借，戴又通过叶的老婆疏通仍没成，于是戴与叶的成见就越来越大。

1949年7月，戴氏先后移居香港、台湾，在沪店址改为福源斋寄售商店。

解放后，国家明令严禁珍贵文物出口，但这“四大金刚”并未悬崖勒马，继续盗运走私文物，从而爆发了惊动一时的五马路四大金刚文物走私案。

事件是这样起因的，1950年春，席卷大批文物潜逃台湾的戴福保，风闻上海同行暗地里都在重操“洋庄”旧业，加之他套汇托北京鉴宝斋古玩商陈鉴塘偷运的47件瓷器抵港得逞，他一改坐镇香港遥控指挥方式，亲自潜回上海开展盗卖走私活动。他先向张雪庚购得三代青铜独角犀牛、饕餮纹青铜尊、蕉叶尊、盉、爵杯与玉刀各一件，以及唐鎏金铜佛2件，共计一万美金。后戴又从北京陈鉴塘处，分别以50和150两黄金买下商代青铜器鹰纹觯和天圆地方斗、凸花文王鼎、彝炉及明宣德青花瓷盘等珍贵文物，然后指令原店员用面粉、颜料涂在文物表面用酒精泡洋漆涂盖，使之变成普通古玩蒙混海关出口。

随着风声日紧，戴福保怕呆久了夜长梦多，便亲携其中精品逃离大陆。行前，他又对同伙面授机宜，布置他们继续在沪、港物色佳品。仅向陈鉴塘收买的25件珍品计价就高达旧币2.93亿元。

再说珊瑚林老板洪玉林，解放后虽改行开缝纫机行，至1952年4月间，他指使原店伙计以推销缝纫机为名，先后8次共携带近百件文物去广州，走私香港。他因走私文物受到司法部门的传讯，所有藏品被查封，一吓跑到了香港，因他在香港也有麻烦，由他牵线卖给美国人的唐寅名画，被查核为假画，美国人要在香港告他诈骗罪。他无办法，只好又回到上海，后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跳楼自杀，一了百了。

张雪庚解放后也没歇着，他先后7次指派伙计携带价值2.4万美元的85件文物去穗交“黄牛”偷渡香港。为免海关查检，他用化装法将珍品涂色伪装成普通古玩或夹在其他大路货物中蒙混过关。他又指使木匠在箱具中做夹层，终使14件三代兵器夹带出境。解放后他申请一批文物出口时，被海关扣下，此批文物中有一件被视为国宝的春秋时期牺尊，这是一批山西省浑源县在解放前出土的青铜器，据说张为获得这批文物，把全部家产都压上去了。这件春秋时期青铜牺尊，现存上海博物馆。

最后说说叶叔重，他是四大金刚中资历最老的一位。1952年前后，叶叔重将卢吴公司剩余的5000余件文物古玩全部捐赠给国家。据有关资料显示，他还暗中走私文物43件，新玉器42件。1955年，张雪庚走私文物案发，叶叔重受牵连。原来，张雪庚的太太将一件青铜器带到叶家，请其代为保管。叶一口应诺，并答应保密。张太太刚走叶就把东西带到一家装裱店，订做锦盒。张雪庚入狱后坦白交代了，而叶不知，拒不承认为张匿藏，因而遭到追查。

1956年3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1950年5月24日政务院颁布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的有关条款，公开审判了戴、张、叶、洪“四大金刚”为主的犯罪团伙，最后法庭判决时，戴福保因逃往美国缺席审判，洪玉林早于1952年畏罪自杀，没收其全部文物。叶叔重与张雪庚分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

叶叔重不服，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他认为，按照国家1950年颁发的文件条文，应是“自本《办法》颁布之日起执行”，而判决书上所列举的事实，绝大多数都是在《办法》颁布之前的事情，这怎能作为判刑的依据呢？1957年4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了叶的案子，将其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

著名纪实作家宋路霞在《夜幕下的五马路》这样写道：“1955至1956年上海古玩界几个‘金刚’的走私案是戴福保从香港回沪‘揽货’引发的，结果其他人均判了刑，而他自己却跑掉了。至此，‘四大金刚’已不复存在，四家店里的文物全部充公，这是解放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接收的又一批大宗文物。”

这件近70年前的古玩业的”四大金刚”案子，不知今天还有人记得么？

吴少华书于大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