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笔杆先生
编辑丨笔杆先生
序章
1830年历经残酷的战争后,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独立了出来。后来国家建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希腊将破败的社区或不起眼的村庄变成了城市中心。那么希腊重建时是如何选址的?建筑面积又该如何定义?
他们经历了从15世纪到19-20世纪漫长的奥斯曼统治时期,即独立战争(1821-1827年)之后,他们被并入新希腊国家。
当三个保护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宣布希腊为独立国家时,其社区要么因战争事件而成为废墟,要么成为无关紧要的村庄。
这个新的国家旨在通过替换被破坏的部分和建设新的定居点来重新建设城市。
本文的目的是展示希腊城市发生的主要变化,并探究其原因,使用研究工具揭示这些变化所发生的条件,同时分析了塑造建筑环境的先决条件。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希腊城市从革命前的模式到更现代形式的变化的显著特征。
这项研究从1830年现代希腊国家的建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22-1923年,当时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的失败,导致了小亚细亚的灾难以及爱琴海两岸强制性的人口交换,将近150万难民大规模涌入。因此,希腊的人口大幅增加,建筑空间也需要重大改变。
希腊重建
巴伐利亚人于1833年带着建立新国家的雄心壮志来到希腊,并决定付诸实施。由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给予国王充分的权力和经济能力,他们也有实现其抱负的重大机会,这种经济能力是通过向新王国提供6000万法国法郎的贷款来保证的。
城市空间是重组的主要领域。该州试图增加人口并创建能够发展的城市;它成功地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主要手段是立法,其条例是以专制和教育的方式实施的,新国家最初的皇家法令之一通常涉及警察对违章建筑的处罚。
建筑空间最显著的变化是战争后市城市的重新设计和重建,城市重新设计的规模等。在希腊国家的最初地区,即旧希腊,从奥斯曼统治中继承下来的城市是一个前现代城市。它的建筑空间具有其建造时所处的当地条件的特点,更普遍的是,它的不规则道路网络,狭窄、弯曲的街道改变了宽度,通常在死胡同里结束,传统市场(集市),以及缺乏水网和管道。这个前现代的城镇逐渐被一个希腊式的城市所取代,它遵循欧洲文化模式而设计。
一个新的城市规划确定了笔直的街道,稳定的宽度和几何设计的广场:形式主义的欧洲主义取代了长期(自发)的演变。
希腊重建措施
新希腊国家的城市规划活动与两大类干预措施有关:一类是在现有城市进行的,另一类是在新城市进行的。
在现有的城市中,扩建的基础是建设新的居民区,以及通过扩建、修建和拉直道路来“改善”旧区。新城镇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建设。大多数新城镇都是作为定居点建造的。他们位于国家拥有土地的地区,依据的是一种简单的机制:国家无偿割让土地,或以低价将土地出售给未来的定居者,前提是他们将在特定时期内在这些土地上建设和定居。
它们是为来自奥托曼统治地区的希腊人或战争期间被迫迁移的人口的定居而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将发展金融的人定居。
克兰提斯和肖伯特的抱负是让雅典成为一个“古典主义的城市”,一个对称、吸引人的城市。可惜克兰提斯和肖伯特的计划被冯·克兰兹否定了。在他看来,希腊城市的规划特点是实用,而不是以吸引人为目标。
这些计划包含了雄心勃勃的期望,因为按照规定,他们的建筑面积要比现有的城市要大很多倍。
1864年和1881年新的领土并入美国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城市规划。1864年后,爱奥尼亚群岛被兼并,相关扩展城市的规划也陆续被批准。
可惜希腊重建国家的雄心受到现实所遇到困难的极大限制。因为这些设计超出了希腊王国的能力,他们没有雄厚的财力和人力支撑。
国家的6000万法郎预算很快就花光了,因此在1843年后希腊就停止了建设。财政问题不允许进行诸如征用雅典老城进行挖掘、建造公共建筑或甚至由主管当局委托绘制国家地图等活动。这是希腊城市设计失败的主要原因。
重建失败的结果
因为财政不足,买不起建设所需要的土地,缺乏可用于城市规划的公共土地,导致希腊只能对公共空间进行有限的规划。与此同时,公共财政的问题导致了他们只能对现有国有土地进行廉价处理。
这些革命政府在伦敦谈判了一笔贷款,国有土地被用作1824-25年贷款的担保,后来处理贷款时遇到了困难。新希腊国家的经济困难导致了1827年还款的停止。支付停止后,欧洲债券持有人定期施压,要求希腊通过出售国有土地来偿还。几十年来,这些债务阻碍了希腊政府自由处理国家土地。整个十九世纪,希腊社会都关心国家土地的分配。无论如何,国家土地被用来建造新城市和新城镇。
由于国家的公共需要,后来城市中的国有土地逐渐成为私有土地,要么通过拍卖出售,要么免费转让,以满足特殊类别公民的社会政策需要,如老战士或其后代等。公共经济问题迫使国家可用的国有土地越来越少,剥夺了城市和省份的公共空间。就连新首都雅典也是建在私人土地上,他们大肆出售土地,就是为了能让商人安心定居此处。在雅典的例子中,经济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借钱从离开的穆斯林手中购买土地并用作公共土地的努力没有成功。事实上,雅典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充分利用公共土地,这一事实影响了它的城市发展。
尽管希腊雄心勃勃,但在新希腊国家建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还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导致城市的变化进展缓慢。直到1880年左右,由于革命前模式的幸存和由于缺乏通信网络而造成的地区隔离,城市转型进展缓慢。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定居点都是分散的,它们之间主要通过交易会联系在一起,交易会有时与当地的宗教节日相吻合。
定居点的形象反映了它们所代表的地缘政治现实:在新国家建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伯罗奔尼撒、鲁梅利或基克拉迪的定居点根据其建立时的条件,以其地方特色为特征。逐渐变化成为了国家所期望的统一。等级制度是形成的:当时进行的主要工程允许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连接,这在早期是不存在的(在奥托统治时期,通信仅通过海上进行)。新的交通网络及其基础设施改变了地理实体或创造了新的地理实体。特里库皮斯时期的主要公共工程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中心网络,首都对这些地区有了更大的控制权。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希腊城市才能够发展合作网络,但总是以雅典为中心。
然而,19世纪,由于希腊大陆距离岛屿地区过远,所以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对城市进行改造,最终导致建设工作难以完成。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那个时代,距离相对较远的基克拉迪群岛,距离希腊首都过远,有一套独属于这个城市的特征和风俗。在建筑风格和建筑方式上,根本无法和希腊首都做到统一,也不愿遵守首都的指令,最终导致城市改造计划落空。
对建筑空间相关事项的监管是国家干预的特权领域,其主管机构是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组建的。首都雅典集中做出决策,并由特定的国家机构负责执行。决定来自上层和中央。人造土地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革命”,西方式的规则和结构强加于传统人口。这一政策后来因市政当局的设立而变得模糊不清。市政当局逐渐成为中央当局和地方社区之间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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