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小六呦欧姬桑,憨小六不要心动挑战

前天，买了满满一后备箱东西，和媳妇一起回老家。

大叔爱喝酒，就给他多弄了件酒，小叔不喝则没有。

还好，一个村西头，一个村东头，倒不会因东西多少引起不平。

人老如病树，是日渐势衰，大叔七十古稀，门牙也掉光了，缓慢的动作，叫人想到弱不禁风。

但他说，刚去卖豆角回来。

媳妇问，卖多少钱？

大叔笑道，几十文。

又说，吃不完，不能毁了。

看我们拿了那么多东西，赶紧让婶子张罗着做饭。

媳妇看着满院子地上的羊粪蛋，以及刺鼻的羊膻味，面露难色，但如果不在这儿吃，老叔脸上怕是挂不住。

不是省钱省事的事儿，邻居都看着呢，拿了这么些东西来行月饼礼，却不留下吃饭，定遭人指点，再说，邻居文化一直在热情的帮忙搬礼物，看样子是做好了陪吃的准备，这要走了，岂不是闪了他，不妥。

我拉着媳妇说，走，我们先把东西给小叔送过去。

一上车，媳妇就说，不在这吃，那味可能吃下去！

我笑道，闻习惯就好了。

媳妇切了一声。

我说，忍忍就过去了，比如昨天你吃螺蛳粉，我还不是跟在厕所里吃饭一样吗，当时差点哕了，但忍忍还不是过去了。

媳妇笑着释然了。

小叔不在，打电话说在南地起花生。

憨婶子在，但她只站着无动于衷，看着我们把东西一一放到屋里，连一句话也没有。

憨婶子是广西壮族人，被其先嫁过来的堂姐给领来的，据说当时领来三个，小叔命苦，摊上了这个又丑又憨的女人，真是应了那句话，孬庄稼一季子，孬妻子几辈子。

现在，唯一一个堂弟，三十多了，也憨傻得让人头疼，娶妻生子是指望不上了，估计，小叔这门人，怕是要绝了。

真是人穷偏逢屋漏雨。

记得我上初中放学回家，正碰上小叔，赶忙向我吆喝，别回去了，先去找你婶子。

原来憨婶子跑丢了！

我当时赌气道，还找她干嘛，憨子，丢就丢吧！

在我心里，一为小叔找下这么个女人叫屈，二也为自己有这样的憨婶子感到丢人。

但奶奶是不同意的，发动大家一起去找，不单是心疼花了钱才娶来的人，而是憨子依然怀了身孕，起码是有后了。

谁成想，生下个孩子也是憨子！

堂弟大运估计看到了我们的车，头勾着眼斜着跑回来了。

“俺哥俺姐来了吗，”进门就打招呼，倒比他娘强。

我递上根烟，大运赶紧点上猛吸几口。

大运烟瘾大，平常就靠蹭烟吸，站在村口，来了人，特别是从外边回来的人，他都过去热情打招呼，并且记忆力好，口还甜，该叫啥叫啥，村里谁家的亲戚都能铭记于心，没叫错一回，人家散烟，当然不能单独落下他。

大运，你爸起花生你不去帮忙？媳妇笑着问。

热。大运勾着头说，烟已被他两口抽下去一大半。

真为小叔叹息，六十多的人了，有眼疾，腿疼病也不舍得花钱治，每天从早忙到晚，还负责打扫村里卫生，一个月五百块钱，这活，在村里根本没有人愿意干。

小叔说，又累不着，起码多挣点钱。

我从车里给大运拿盒烟，命令他，去，帮你爸拉花生去。

大运爽快地答应着，屁颠屁颠的去了。

我的话他还是听的。就不知道到了地里是不是真的干活，小叔是拿他无可奈何的。

回到大叔家，菜已上桌了，原来是堂弟媳妇去集上买的小菜，凉皮，花生米，猪头肉什么的。

文化果然就坐，一瓶酒已经打开。

快坐，开始。文化热情的招呼。

酒过三巡，话就多了，东家长，西家短，还有两个时下议题，一是对钱修村里小广场的事，谁拿公款吃喝了，谁没有对钱了，酒酣面热，说的义愤填膺，吐沫飞溅，二是包地的事情，现在有人要统一把全村的地包完，承包价每亩一千一。

我脱口而出，这价钱合适。

大叔却瞪着眼，用跑风的嘴愤愤道，合适个天！

地都包出去了，都当甩手掌柜，天天不干活，只打牌！

大叔这话应该是敲打堂弟媳妇的，她现在就天天耗在麻将场里，我媳妇都心声羡慕，这日子真恣，媳妇由衷地说。

那地不包出去，不也该玩就玩吗？媳妇还没心没肺地问，是啊，弟媳妇刚才就在麻将场里。

“唉！”大叔叹了口气，一仰脖又干了口酒，“反正，谁爱包谁包，我是不包。”

文化也陪着干了，点着头说，那是那是，这是自愿，自己的地自己当家。

你的包不？大叔问。

文化眨巴眨巴眼，我，到时候看，我想包就包，不想包就不包。

我有点不明所以，按说，现在一亩地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就是千把块，自己种还要管理，费时费力，万一碰到个天灾，怕是不能稳稳地收益，比如今年天旱，玉米就减产，如此看来，包出去，不动不摇的，旱涝保收一千多，岂不是好事？

大叔为啥犯浑，何乐不为呢？

正思虑间，文化忽然回头问我，七斗，，你家还有多少地？

我略一思索，大概还有七八亩吧。

大叔接过来说，哪来的八亩，加上菜地，河滩地才七亩二分。

是的，我家的地，早已让大叔家种了，算来也有二十个年头了。

家父在世时，原本是要平分给大叔小叔家种的，话说到明处，人家怎么租种，咱就怎么租，当时应该是几百块钱一亩吧，但小叔不愿意种，他说他忙不过来。

就大叔一家种了。

到春节大叔来家送租金时，父亲却不要，说弄两口袋豆子就行了，留着打豆浆喝。

这就成了惯例，每年两袋子大豆。

这事后来小叔知道了，还生了闷气，意思是他大哥言而无信，话没有说在明处，要是这，他再忙也不差多种那三亩地！

前年父亲去世了。

地的事大叔问我怎么办？

我说，问我妈去吧。

我妈对这事一直都耿耿于怀，嫌父亲把地白白让老二家种了，你种可以，但起码知道感恩，也就是投桃报李吧，据说有一年，老妈想吃新鲜的玉米棒子，打去电话，先回说还没有熟，不管吃，等些日子，再打去，回说，已经老了，不能吃。

把我妈气得，我开玩笑，说好的两袋豆，玉米的没有。

但父亲脾气大，老妈气归气，忍了。

但现在我要当家做主了，万一再有玉米事件惹她老人家动怒，我就是出气筒，挨揍说不定，挨骂是铁定的。

聪明如我，让老人家自己拍板，好歹与我无关。

老妈说，你哥不在了，我也不喝豆浆，怎么着你看咋合适就咋办。

大叔说，现在租金是五六百一亩，你看多少？

老妈明显不高兴，她早打听过行情，都是六百一亩，非得说“五六百”，用心不良。

好，但老妈不予计较，说，好，就按五百一亩算，七亩多按七亩算，五七三千五。

大叔可能被这个数字弄愣了，张着嘴不言语。不答应也不否定。

冷场了。

我赶忙打圆场。

这样吧，妈，大叔家现在也困难，还有小辉兄弟没成家，干脆一年两千块钱算啦。

大叔表态倒利索，中，中。喜滋滋走了。

困难困难，老妈翻着眼斥责我，就你不困难！

气归气，我说出去了，她也没有办法。

其实我知道，老妈也不是真在乎多少钱，她是撒气。撒没吃上玉米的气，撒大叔精打细算的气。

有了价，大叔每年给老妈两千块钱，老妈虽然客气客气，但还是照单收下。

如此也收了两年，四千大元了。

现在问题又来了，地租又涨了，几乎翻倍，六百变成一千一了。

这倒是个问题。

对大叔来说，应该是个大问题。

如果统一包给外人，我家的地租当然要给我们，如果不包给外人，大叔这地租是不是也水涨船高？

大叔又喝了一口酒，说，人家怎么着我不管，我反正就不包，七斗，你家的地，你老叔还要种，我种总比别人种优先吧！

那是，那是，我连忙点头。

大叔说，好，那就这，人家涨，我也给你们涨，六百涨到一千一，不到一倍，我两千涨四钱，整一倍。

没想到，这个难题，竟让他杯酒之间迎刃而解了。

回去时，我喝了酒，媳妇开车，昏昏欲睡前，赶紧交代，“到家别给妈说地的事。”

媳妇点点头，但顾忌道，“咱不说，荣兰婶子不会说，他俩天天在一起拉呱。”

唉，本来无烦恼，奈何涨价了。

行至村头路口，小叔举着一包花生正等着。

他说，等你们好一会了，也没啥东西，这刚下来的花生，回家煮了吃。

媳妇欣然接受了，我心里暖暖的，看来，亲情，也需要礼尚往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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