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市场风险分析及对策，银行市场风险分析及对策研究

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债务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加剧、供应链风险、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经济中短期发展面临的新兴风险，并对我国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针对全球经济领域新兴风险，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胡再勇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我国应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推动从制度层面应对其债务可持续问题；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抵消美欧货币政策转向对我国的影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市场规模优势吸引、深化区域性和国际产业合作，突破美国产业链和盟友圈的双重封锁，确保供应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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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和乌克兰危机冲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经济分化严重，逆全球化盛行，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叠加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衍生出气候危机、网络安全威胁、传染性疾病、太空竞争、地缘经济对抗、地缘政治资源争夺、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债务危机等全球风险。其中，在经济领域，债务危机、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加剧、供应链风险、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等都是全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短期乃至中期新兴风险，对我国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需要我国注意防范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全球经济领域的新兴风险

01 债务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蔓延及其震荡式复发影响深远，其间由于各国的疫情管控措施隔绝人员、货物、投资往来，导致贸易、投资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遭遇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大萧条以来最大衰退。全球疫苗接种和经济数字化差异使得世界经济体复苏走势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总体复苏势头明显，而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复苏困难重重，除阿富汗、黎巴嫩和叙利亚缺乏统计数据外，在其余193个国家中，据预测2020—2022年，3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低于2%的国家有130个，占统计国家数的67.4%，3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低于1%的国家有88个，占统计国家数的45.6%，3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负数的国家有53个，占统计国家数的27.5%。

在疫情震荡式冲击下，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一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下降，导致外汇收入下降，难以偿还借还的外债，引发债务危机。基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截止到2020年的数据，在2019年和2020年都有数据的128个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2020年的外债负债率（年末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相对于2019年下降，在123个外债负债率上升的国家中，有34个国家的负债率上升幅度超过10%，13个国家的外债负债率上升幅度超过20%，8个国家的外债负债率上升幅度超过30%。其中黎巴嫩、黑山、赞比亚、安哥拉、马尔代夫、毛里求斯这六个国家2020年负债率相对2019年分别上升78.17%、51.86%、49.65%、47.19%、43.84%和40.62%。

就这128个国家平均来看，2019年外债负债率平均值为51.63%，2020年上升至60.66%，上升了9.03个百分点。2020年，外债负债率超过20%、50%和100%的国家数分别有116、63和17个，占全部128个国家的90.63%、49.22%和13.28%，其中外债负债率最高的几个国家是蒙古、黎巴嫩、巴拿马和黑山，分别高达275.75%、222.11%、208.13%、200.64%。

就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出口创汇收入额之比）来看，2020年，在有数据的112个国家中，有43个国家的这一比率高于20%，占样本国家的38.39%，其中，偿债率超过50%的国家有7个，分别是黎巴嫩、黑山、萨尔瓦多、哈萨克斯坦、牙买加、哥伦比亚和巴西，偿债率分别达到127.48%，102.26%、80.10%、56.26%、51.22%、51.05%和50.64%。

就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来看，2020年，在有数据的126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这一比率高于100%，分别是津巴布韦、巴拿马、斯里兰卡、土耳其、白俄罗斯、突尼斯和阿根廷，其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分别达到11529.88%、371.04%、148.24%、148.04%、136.39%、108.37%和108.13%。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外债负债率、偿债率、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低于20%、20%和100%被认为是安全的，从上述数据来看，外债负债率、偿债率、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超过安全线的国家占比分别为90.63%、38.39%和5.56%，表明全球债务危机风险处于较高水平。

在疫情冲击下，一些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中国等国家寻求减免到期债务。中国于2020年6月宣布参与“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对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债务进行减免，此外，中国还表示会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以帮助这些贫困国家渡过疫情难关。自2020年4月13日至2021年12月15日，IMF执董会已批准控灾减灾信托（CCRT）下25个成员国共五笔债务减免，累计达到6.9亿特别提款权（约合9.64亿美元）。

但是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债务减免只是杯水车薪，仍难以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2022年7月5日，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在国会称斯里兰卡已破产，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冲击下第一个倒下的国家。斯里兰卡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资料，如石油等能源极度依赖进口，而外汇严重依赖于旅游业收入，2019年之前，旅游业占该国外汇收入的近一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斯里兰卡的出口下降，但进口并没有下降，疫情导致该国旅游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粮食、能源资源价格高企更进一步损耗了斯里兰卡的外汇，加上长期经济管理不善导致斯里兰卡财政和经常账户处于双赤字状态。斯里兰卡财政部在2022年4月12日宣布，该国暂时停止偿还510亿美元的到期贷款和利息，并请求IMF提供紧急财政援助，以应对国内七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前，斯里兰卡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食物、燃料和药物短缺问题将持续，经济和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前所未见的经济危机预计至少将持续至2023年底。

02 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

受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间制裁和反制裁措施的影响，能源、粮食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2022年以来，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揽子石油现货价格由2022年1月的均价85.24美元/桶上涨到6月的均价117.72美元/桶，2022年6月14日，OPEC一揽子石油现货交易价格达到最高123.73美元/桶。天然气价格也在持续上升，美国得克萨斯天然气现货价格由2022年1月的均价约4.12美元/百万英热持续上升到2022年5月的均价7.89美元/百万英热，2022年6月有所下降，但平均价仍达到7.37美元/百万英热，2022年6月8日，美国得克萨斯天然气现货交易价格达到9.24美元/百万英热，创13年来新高。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传统的大规模粮食出口地区，乌克兰危机导致该地地区粮食出口锐减，世界粮食市场出现巨大的缺口。此外，极端天气频发，也导致世界粮食减产，多重因素导致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持续上涨，我国进口玉米的到岸完税价格由2022年1月的平均2268.01元/吨，持续上涨至2022年5月的均价2975.92元/吨，2022年6月稍有下降，但均价仍达到2969.82元/吨，2022年6月14日，我国进口玉米的到岸完税价格曾达到3052.89元/吨的历史新高位。

03 通胀加剧

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乌克兰危机引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经济复苏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通货膨胀率高企。就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看，2021年，世界CPI为6.40%，预计2022年进一步上升至6.76%；发达经济体2021年的CPI为3.10%，预计2022年为5.69%；其中G7国家2021年CPI为3.33%，预计2022年上升为6.0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1年CPI为5.90%，预计2022年上升为8.68%。

就具体国家来看，据预计，2022年CPI超过10%的国家有36个，超过20%的国家有13个，超过50%的国家有6个，而低于3%的国家仅有17个。预计2022年CPI超过50%的国家分别是委内瑞拉、苏丹、津巴布韦、土耳其、也门和阿根廷，分别达到500%、245.143%、86.668%、60.46%、59.694%和51.733%。其中委内瑞拉从前些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月通货膨胀率达到50%以上）状态有所缓解（2018—2021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65374.08%、19906.02%、2355.15%和1588.51%）。

世界通货膨胀率高企会带来多重影响，一是消费品物价上升会进一步提高普通消费者的支出负担，使得一些贫困国家的消费者难以获得足额的食物，并使得一些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较大的国家社会凝聚力进一步被侵蚀，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通胀率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侵蚀民众财富，冲击需求和投资，进而损害经济增长，遭遇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则往往货币剧烈贬值，冲击社会经济稳定，带来严重经济危机，导致政局不稳；三是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呈现较强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全球性通货膨胀率高企会导致一些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政策转向，由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转向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利于经济复苏，政策效果还会外溢到国家之外，从而对当前不均衡不稳定的全球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04 供应链风险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采取了多种防控措施，包括限制人员跨境流动、限制货物运输、封闭国境等措施，这些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抑制了疫情传播，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正常的贸易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在疫情期间，供应链越长，则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越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一些企业的零部件来自全球各地，则更增大了企业关键零部件断供的风险。例如，自2020年年底以来，全球就持续面临“芯片荒”问题，一直持续至今，核心零部件供应紧张导致整车厂停产、减产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2021年全球汽车减产700万辆。在疫情冲击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则其进口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越高，而出口下滑的风险也越大，尤其是中、美这些全球性贸易大国，其产业链链条不但分布范围广，遍布全球，而且产业链链条往往延伸比较长，导致关键性行业供应链断供的风险也越大。

疫情冲击后，各国企业吸取教训，寻求降低供应链的分布范围和长度，以降低供应链风险。在国家层面，世贸组织（WTO）贸易规则改革面临压力，各国之间分歧较大，改革步履维艰，一些发达经济体另起炉灶，建立排他性区域贸易体系，并意图重构全球贸易规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遭遇更严峻的贸易壁垒，主要经济体围绕国际经贸规则权的争夺将愈演愈烈。一个新的变化趋势是各国努力使本国的供应链区域化，如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印太经济框架等区域性贸易体系，这些均可以看作是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折衷，能避免供应链过长的风险。

05 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风险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经济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2020年，美联储推出了高达3万亿美元的一系列救助举措，2021年美国政府又公布了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2020年6月4日，德国公布了总额13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2020年7月21日，总额7500亿欧元的欧盟复苏基金新计划案达成协议。全球宽松货币潮对资产价格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并导致一些经济体的房价、股票、投资基金以及其他资产的价格与实际经济不断脱钩，存在泡沫破裂风险。

2022年1月底至6月底，美国房价暴涨。就全球主要城市中心房价涨幅情况来看，在涨幅前10城市中，美国占据8个城市。其中，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房价涨幅达到110.76%，华盛顿特区、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堪萨斯州威奇托、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华盛顿州温哥华房价涨幅分别达到61.75%、56.59%、54.75%、53.76%、53.13%、44.35%和43.16%。在欧洲，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为欧洲房价涨幅最高的国家，涨幅达到60.36%，罗马尼亚克卢日纳波卡、瑞士苏黎世、德国法兰克福房价涨幅也达到26%、24%和20%。在亚洲，卡塔尔多哈、印度斋浦尔成为房价涨幅最高的城市，2022年上半年涨幅达到46.10%和32.13%，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越南胡志明和河内，房价涨幅均超过20%。在南美洲，巴西圣保罗是房价涨幅最高的国家，2022年上半年涨幅达到30.7%，位居全球第18位。

股票市场也存在价格暴涨现象，部分股票的上涨幅度与实际经济脱钩。就Wind全球股票市场数据来看，从今年年初至7月13日，全球材料类股票上涨超过50%的有117只，其中上涨幅度最高达到349倍；全球能源类股票上涨超过50%的有143只，其中上涨幅度最高达到23倍；全球信息技术类股票上涨超过50%的有96只，其中上涨幅度最高达到1178倍；全球工业类股票上涨超过50%的有152只，其中上涨幅度最高达到394倍。半年左右如此多的股票超过50%的上涨率，说明股票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实际经济表现，股价存在泡沫。

全球经济新兴风险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领域的新兴风险，如债务危机、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加剧、供应链风险、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等，对我国既存在直接的影响，也存在间接的影响，在具体的影响上，不同的新兴风险既可能单独作用，也可能共同作用。

首先，就债务危机来看，主要发生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加上长期经济管理不善，导致难以偿还到期的债务，进而引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如最近的斯里兰卡。这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发生危机或者难以偿还外债的潜在危机国可能会要求我国减免部分债务和（或者）对债务进行展期，考虑到这些债务部分来自国家、部分来自企业，从而可能造成国家或者企业的直接损失。二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已为“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提供了约4610亿美元的贷款，使之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展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使得债务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风险，一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向中国提出减免部分债务的请求，美国等西方国家造谣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危机会导致“一带一路”的部分节点建设难以按照预期推进，从而影响“一带一路”整体的建设进展。

其次，就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来看，由于我国是大宗商品的大规模进口国，且弹性较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必然导致我国的进口支付提高，企业投入品成本上升，传导至企业中间投入品和社会最终消费品，从而影响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

第三，就通胀加剧来看，我国目前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还处于合理的区间，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要求下，还存在一定的宽松货币政策空间。但世界性的通胀加剧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我国，一是经由进口渠道的物价传导性影响，从而会对我国的物价产生上升的压力，二是我国当前存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通胀加剧导致的货币政策转型可能导致我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增大，进而通过汇率渠道对我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产生压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进而影响我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宏观调控目标。

第四，就供应链风险来看，目前，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是世界贸易大国，也是全球进口大国，一些行业进口的国别集中度较高，如果这些少数国家疫情反复震荡，就会对我国的供应链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是我国汽车及其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发动机、医药、医疗器械、化工产业、航空航天及其零件产品的重要进口国，例如，2018年，中国从美国、法国进口的航空航天及其零件产品占全部进口的83%，中国从美国、德国、意大利进口汽车及其零部件占我国总进口的40%左右，中国从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进口的发动机占总进口的75%。此外，我国的大豆主要进口来源地是巴西和美国，两国供应占中国总进口的94%；铁矿石主要进口来源地是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供应占中国总进口的88.6%；煤炭主要进口来源地是澳大利亚，约占中国总进口的54%。

最后，就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风险来看，其影响取决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国家及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如果是美国这类在全球金融市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则可能产生较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世界经济衰退。考虑到当前世界主要国家房价高涨，尤其是美国房价上涨程度位居世界之首，再加上全球性的通胀加剧，全球货币政策趋紧是大概率事件。为应对通胀，美联储在2022年3月、5月和6月分别加息25个、50个、75个基点，加息节奏密集。在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并激进加息的带动下，欧盟等国家预计也会跟进加息，从而加大了刺破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当前，我国物价温和可控，预计货币政策仍保持稳健，在总量适度增长的情况下，积极利用结构性工具，精准直达。但是，如果西方大国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会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并拖累中国经济进一步复苏。

对全球经济领域新兴风险的应对之策

在分析我国的对策之前，首先应该了解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就国际发展环境和条件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扩散叠加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传统安全风险和新兴风险交织，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上升。但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合作共赢已成为全球普遍共识。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技术为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的融合式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就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来看，我国政治制度优势明显、社会稳定，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依然坚固，外资和基础工业保持增长、物价温和可控，以5G、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显示较强韧性。特别是，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凸显，2022年第1季度，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同比增长3.33个百分点，对GDP同比贡献率达到69.4%。我国内部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为我国从容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以及新兴风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和保障。

就债务危机来看，我国应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这些国家如果爆发债务危机将会造成“一带一路”建设的延误以及我国投入资金的损失。对沿线国家的主权债务减免请求，我国可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相关债权国家一起区分债务国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对策，决定减免幅度和比例分配。但对于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人民币海外基金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这些贷款资金有基本的收益性要求，不能同意减免，但可以允许暂停支付贷款利息、重新安排贷款期限或者进行债务重组。此外，还应在制度层面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推动《“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和《“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多边化，致力于“一带一路”债务的可持续性。

针对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通胀加剧风险，我国应尽量避免经由贸易渠道引致的输入型通胀，同时避免美国、欧盟货币政策转型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影响，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在贸易渠道，在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应尽量避免签署新的长期性协议，并努力拓展新的市场来源，通过来源的多样化来避免出口方价格垄断。此外，在国内，一是强化国内市场大宗商品的市场化价格调节机制，通过套利、套期保值等市场机制促进要素资源、各大宗商品价格的相关联系和相互制约，形成供求关系和竞争状态的相对稳定；二是进一步加强大宗商品国家储备制度建设，强化国家储备对市场供需的适时调节，平抑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针对美国、欧盟货币政策转型，我国可以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通过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来避免美欧货币政策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传导性影响，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以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宏观政策目标。

针对供应链风险，考虑到我国一些行业的进口来源地比较集中，少数几个国家的进口就占我国总进口的绝大部分比例，如果这少数几个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反复震荡，这些行业的供应链将会面临较大风险。考虑到同一区域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同频共振的概率较高，因此，缩短供应链长度，实现供应链的区域化有助于降低供应链风险。当前，美国在全球布局三大区域性产业链中心，包括《美墨加三国协定》、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TTC）和“印太经济框架”，确保供应链安全，并共同制定技术标准和国际规则，对我国的供应链安全构成挑战。对此，我国应在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扩大开放，以市场规模优势吸引和深化RCEP等区域性和国际产业合作，突破美国产业链和盟友圈的双重封锁，确保供应链安全。

最后，针对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风险，目前我国主要担心的应该是国外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引起的市场震荡对我国的冲击性影响，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外溢性影响。考虑到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全球性外溢影响，我国应紧密跟踪研究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运动趋势、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预测可能的泡沫破裂风险，分析其对我国的影响，并做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预案。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8月上

原文标题 | 全球经济领域新兴风险及中国对策

作者 |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教授 胡再勇

新媒体编辑 | 李懿

原文责编 | 李懿

美编 | 王嘉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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