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上是农耕社会,乡村主宰了中国的物质供应和文化习俗,铸就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大潮席卷全球,传统乡村社会日趋式微,城市渐成中国的主流形态,乡村年轻人奔向城市谋生,老人守望田野,而留守儿童将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拥抱城市。
一、凋敝:此地三两家
1950年,乡村人口以4.90亿的规模占据绝对多数(88.8%),城镇人口仅0.62亿,此后直至1960年,乡村人口比重逐步下降为80.3%,随着严格限制户口迁移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出台,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乡村人口一直维持在80-83%之间。80年代初期户口迁移制度开始松动,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序幕,1995年乡村人口绝对数达到高峰(8.59亿),2011年被城镇人口超越。2021年,乡村人口下降为4.98亿,占比35.3%,而这一趋势目前还未有停滞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撤乡并镇合村”大刀阔斧地跟进,自然村村庄数量持续走低,每个村庄平均人口数自2006年后随着村庄合并反而呈下降态势。2006年全国有270.9万个村庄,每个村庄平均270人,2021年下降为236.1万个村庄,每个村庄平均211人,村庄数量降低了10.8%,村庄人口数下降了21.8%。村庄平均人口数降幅显著超过村庄数降幅,人口外流严重。
二、衰老:岁月忽已暮
2000年的中国还是个朝气蓬勃的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10.5%,20岁以下人口占比31.2%。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18.7%,20岁以下人口占比23.1%,2021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14.2%,大概率在22或23年超越15%,正式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乡村的情况相比城市更不乐观。2000-2020年,乡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增长更快,2020年已达到23.8%,远高于城市的15.0%,65岁以上人口占比17.7%,已提前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近些年受出生人口不振、人均寿命延长等因素影响,中国人平均年龄逐步提高,乡村形势更为严峻。2000年,乡村人口平均年龄31.7岁,略年轻于城镇(32.4岁),到了2020年,城镇平均年龄增长到37.5岁,乡村更增长到41.1岁,平均每年衰老0.47岁。按目前衰老的速度,乡村平均年龄将在2029年达到45.3岁,2040年达到50.5岁。虽然农业技术的发展可以弥补农业劳动力的损失,但中国因土地产权、自然禀赋、供养人口等原因,很难达到美国只有2%的农业劳动力就足以养活全国的情况,农业依然需要大量劳动力,随着这一代的农业人口渐渐老去,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下一代年轻劳动力来保障米袋子、菜篮子的安全?
三、孤独:相伴唯只影
分城乡性别来看,农村性别失衡较城镇更为严重,两者在0-14岁性别失衡比重接近,但在15-44岁两者背离,农村性别失衡严重,城镇则趋缓,甚至在30岁以上人口神奇般的实现了性别均衡。这一方面意味着出生性别偏好在城镇和农村都普遍存在且程度接近,另一方面说明随着乡村女孩15岁以后更倾向于在城市打工或上学,客观上弥补了城镇人口性别失衡,但这对于农村地区的性别比失衡雪上加霜,加剧了农村男性结婚的困难,助长了天价彩礼现象的蔓延。
四、凛冬:九州各有思
2020年,重庆、江苏和辽宁乡村地区的60岁以上老人比例十分接近,均在31.8%以上,大幅超过位居第四的浙江(28.3%)。全国仅有青海、新疆和西藏这三个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省份比重低于15%,这三个省份和其他少数民族较多省份0-19岁人口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份,预示着这些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观念可能与其他省份显著不同。
定义“人口年龄结构健康指数”,用于表示人口年龄结构的健康程度,具体计算方式为:0至19岁人口比重*0.4+20至39岁人口比重*0.3+40至59岁人口比重*0.2+60岁以上人口比重*0.1,指数越高,代表人口年龄结构越健康。
结果表明,人口健康程度较低的地区集中于东北和内蒙,江浙沪和重庆,其中辽宁的健康程度指数最低,仅为21.2。东北地区城镇化高、计划生育执行严格、近些年经济下滑,导致老年人比重偏高,中青年外流严重,少年比重偏低。江浙沪繁荣了几十年,老年人比重偏高亦属正常,但吸引年轻人的能力不如广东(广东高居健康指数第四位),江浙沪未来的一个可能选择是继续放低门槛,吸引外省年轻人就业和定居。重庆算是一个特别的个例,60岁以上老人比重高居第一,但0至19岁人口比重却又位居中游水平,意味着近些年重庆的生育情况还算可以。人口年龄结构健康程度较高的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占比较高的西北和西南地区,以及粤琼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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